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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形象窃笑不止，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做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出国访问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阳刚的内核
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年节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妻说。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妻说：“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时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艺”能把这些作家捆绑在一起，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事后又出了一套“当代小说大系”，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弄潮的桅帆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能不能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当时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立刻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孕生的大都是干货。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自标“新新人类”群体的无病呻吟，更无与年龄成正比的僵化程式，在文学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纵观莫言二十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气升华后的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在台北图书馆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直到他最近的新作《檀香刑》，都深深刻下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影响。他从不做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睨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在人品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2000年冬季的一天，我与他在电话中聊天时，告诉他一件我的生活琐事：我们这儿正在粉刷楼房，其中的一个打工仔从楼里得知我是个作家，有一天他乘升降梯上攀经过我家楼窗时，突然问我是否认识莫言。我不置可否，反问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那装修工告诉我他是山东高密人，他们那方水土出了个莫言；既然我也是个作家，想必我也认识莫言。我没有正面回答这小伙子的问题，只是把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到他的手里——因为装修工十分清苦，这个高密小子脸上溅满了白灰点子，何况他在进行高空作业，站在升降梯上说话是不安全的。其实这只是聊天时，我信马由缰地说出的一件生活琐事，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有快递公司的投递员，按响我家的门铃，原来是莫言送来两条“红塔山”和一瓶“五粮液”。我打电话给莫言，他说这是出于对老哥的友情。但我仔细想了想，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友谊，更包含了他对高密土地上一草一木的深情。
以此生活细节来探讨莫言的创作源泉，以及他的为人之道，不是比枯燥的评论文字，具有更形象的说服力吗！这就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
2001年5月改定
[流泪的蟹爪兰]
台湾诗人痖弦来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打来电话问安。在与他闲聊时，我问起友人龙应台的音讯。他说：“你知道她在台北当了‘文化局长’了吗？”我说：“已有耳闻，不知她这个浑身带刺的人，怎么能当得了官？”痖弦兄道：“大概出于不能适应官场吧，听说她已然落过泪了。”
听罢这个消息，我心里一片黯然。静夜深思冥想，觉得她落泪也是必然的。记得，1998年的夏天，龙应台走进我的书斋时，给我捧来一盆罕见的花，那盆花浑身披着一根根仙人掌般锋利的针刺，在其带刺的叶片的顶端，绽开着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她说此花名叫蟹爪兰。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百花丛中，她偏偏给我带来一盆带刺的花。我开她的玩笑说：“你就要离开北京了，是不是怕我忘记了你，而把你的形影留给我当纪念？”她说：“随你怎么去想象吧，反正我挺喜欢这花的。”我告诉她我绰号为“百花杀手”，从没养活过一盆花。她笑了好一会儿，回敬了我几句：“按着你的说法，这盆带刺的花命运多舛，当真要被你这刽子手，杀戮在这书斋里了！”
这是留在我1998年夏天记忆里的一件往事，虽说是生活笑谈，却使我难以忘却。之所以如此，因为我确实觉得她的生命内核，很像这盆长满针刺的花，与文苑中大红大紫的玫瑰以及小巧玲珑的盆景，不属于同一种花卉家族。这种认知并不是缘于她行文一贯的泼辣，早在1987年的德国柏林，她晚上来我的住所看我，不仅在装束上反时尚地追求清淡，在梳妆上也称得上素面朝天。那天她穿一件挽起袖子的花格衬衫，下穿一条蓝色的背带裤子，没有一点“龙旋风”的架势，分明像是一位中国70年代的车间女工。可是一开口，就露出她的本色来了：“你的作品我读的不多，但就我读到的几篇来说，描写历史的真实力度，似乎还不是无可挑剔！”好家伙，初次见面，就冒出她的刺儿来了。第二天上午，我和她一起去参观柏林墙，我们在柏林墙下合影时，她说：“你不觉得这面墙，早晚要推倒吗？”我说：“我信，就像海峡要架起彩桥一样。”她不失敏感地反诘道：“你不是来做统战工作的吧？”我回答她说：“我想你也不是台独，如果是台独，我们也就没了缘分。”
后来，她应德国海德堡大学之邀，去了美丽的小城海德堡教书。十多年间，我们的通信却始终没有间断。在此期间，她多次来中国内地讲学，并到北京来神游，每次来京，必到我家做客。大概那是9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她从她下榻的公寓来我家看我，并要我在门口等她，以免认错了楼门。当时，我两眼只顾看停于楼旁的出租车了，不知这家伙会骑一辆自行车，穿梭于北京街道；致使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还没有发觉龙应台驾到。直到她突然拥抱了我之后，我才发现了她。她为此笑了好一会儿：“想不到吧，我就是向往市井，过一回北京普通市民的瘾。”
走进室内我才发现，这个家伙挺着个怀了孕的桂花腰：“你真是胡来，在闹市骑车，要是碰坏龙子龙女可怎么办？”当时，我母亲还在世，也批评她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街上经常出车祸，你人生地不熟的，咋这莽莽撞撞的？”她笑着回答我母亲说：“伯母，让你操心了，我一路慢骑，不会有事的——你看，不是没伤着我一个指头嘛！”
这就是龙应台。这样的人是当官的坯子吗？当时我就觉得龙应台这步棋走错了，果然不出所料，久久不见她的文章不说，那尔虞我诈的官场，让她流过泪了。2000年秋，正好姑姑和姑父从宝岛来北京旅游，我陪长辈去颐和园踏秋时，再次询及龙应台的近况，他们不仅再次验证了痖弦兄传来的讯息，并为龙应台封笔而深深地惋惜。
至此，我更加为这位原籍湖南、落生于宝岛的辣妹子而心酸了。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她送我的那盆花，历时两年光景，还长得十分挺拔，那一根根芒刺还锋利如初，头冠上那一片片紫色花束，使我的书斋多了一片盎然生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束花让我摘掉“百花杀手”的帽子的——因为我怠慢这束花，就等于怠慢送花的友人，在笔耕的同时，我从没忘给这盆蟹爪兰浇水施肥。
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用小小喷壶给蟹爪兰浇水，灿烂的阳光透进窗子，那叶片的尖刺上的一滴滴水珠，晶莹闪亮并呈现出七色的光芒。不知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龙应台的那双眼睛：这不是蟹爪兰的泪水，是龙应台在滴泪。不是吗？现在的她，已然自摘了那顶台北“文化局长”的乌纱帽，该是如鱼得水的龙应台了。过去，她的文字里是没有泪水的，因而我在遥远的北京，虔诚地祝愿她能重振笔下雄风，再现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字豪情……
2002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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