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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听到社会上有些人说，现在的青少年儿童不懂事，这也不好。责怪他们说：现在有些青少年儿童没有救了。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好受，甚至为责怪他们而生气。我认为，这样责怪他们是不对的。所有的少年儿童，刚生下来对好与坏都什么不懂，他们像一张洁白的纸，非常单纯。他们的好与坏，最初，都是先从父母那学来的。后来又从周围人，从社会上学。我认为青少年儿童的好与不好，责任在父母、在周围的人、在社会。所以父母和亲朋好友，及社会上的一切人，都要用人生最美好的公德言行来教育他们，影响他们，身体言教做表率，给他们从小打下人生最美好的烙印，决不能用不好的公德言行来污染那些洁白的纸。我们对下一代都有教育的责任，都有爱的责任。
我九岁到大连，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整天流浪要饭，要不到吃的，常常饿得眼睛冒金星昏倒在马路上。日本鬼子巡捕，见我躺在马路上，拳打脚踢，把我的腿都打瘸了。我只好咬着牙，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跑开。在我饿急了，就去扒脏土箱里一些腐烂的东西吃。
夏天，我把脏土箱里的苍蝇赶一赶，从中扒出几块烂西瓜皮，甩一甩，在破衣襟上蹭一蹭，就吃进肚子里了。穷到这种地步，我也不去偷，不去抢别人的东西。妈妈常对我和姐姐说：“咱再穷再苦，也要有做人的人格，不去偷，不去抢，不要干坏事，要做些好事，你们要从小学好，长大才能做个好人。”父母这样教我们，他们一生也这样做人。父母这一做人的准则，给我从小打下深深的烙印，给了我一生做人的准则。我青年时代，能选择跟共产党走的道路，与父母小时候给我的教育有关。正确与不正确的教育，都决定青少年儿童一生的前程，为此，我用这一爱心去爱新中国一代代所有的青少年儿童。为此，我不辞辛苦，奔波全国各地，为各行、各业、各部队、大中小学、劳改、教养所等几百万青少年儿童讲我走过人生道路的深刻体会，讲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成功之路，深深打动所有听我讲演的人。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得到无法用数字表达的效果。
有位小学老师奇怪地问我：“高老师，真奇怪，我们正常上不到一个小时的课，小学生都坐不住，你给他们报告讲一个多小时，他们一动不动，都聚精会神地听讲，你的讲演真神了。你用什么高招儿，能使小学生听你讲演呢？”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应邀到开封参加国际文化风筝节。本来参加完会在开封作两场报告就走。因为河南省各地，在国际文化风筝节的电视里看到了我，又得知我在开封，都纷纷来电话来人请我到郑州、许昌等地去作报告。本来说做两场，听报告的单位和人很快把听我报告的效果传开了，请我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我又走不了。继续在开封作二十场报告，因为邀请的单位多，我一天讲两场、三场。晚上来访的人特别多。连记者们都把家属和孩子领到我住处交谈，谈我写的书和听报告所受到的教育，并同我合影，让我签字留念。我在开封市二师附小学作报告时，学生们特意演了课本剧《半夜鸡叫》给我看，小演员们非常高兴，同我照相留念。演小玉宝的小演员专门和我这老玉宝爷爷合了影，说难得见面，听我讲演，不合影、签字再难得有机会了。
我到开封市大厅门小学为一千四百名小学生作报告，遇到一件事儿，在我报告结束往外走时，门口有位五十多岁妇女，见到我就哭着说：“我可见到你了。我在这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把我和陪同我作报告的鲁秘书长都哭蒙了。鲁秘书长悄悄问我：“这是你开封的亲戚？”我当那女同志的面儿，不好说她是与不是。忙亲切地问她：“你有事吗？哪个单位？”那女同志激动地擦擦热泪说，她是一个女工。“听说你到这学校作报告，特请假来听你的报告，我读过你写的《高玉宝》，我丈夫、几个孩子读过，又读了你写的《高玉宝续集》，我们一家几代人读你写的书。”这位读者一家几代人对我和我作品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
我在开封作二十场报告之后，又到许昌作十四场，在郑州作十三场。许昌实验小学的一场报告使我非常激动。学校门前悬挂着欢迎我的横幅大标语，二千八百多名学生，每人一束鲜花列队，鼓乐、欢迎我。这所学校邻大街，我又是上午八点去作报告，正赶上早晨上班时间来往过路的人，车特别多，凡路过这学校的人和车都停下来，想在我进学校时，看看我这个当年文盲战士，今日作家是什么样？结果，在上班时间，这里的交通一时的堵塞。远处的交通警，不知何故，上前查看。一看是这么回事。他也想暂留此地，看看他读过我这当年文盲写书是什么样。我每到一地，都像新娘似的被大家看来看去，真不好意思。
我在长沙市国内外著名的雅礼中学，为三千多名师生作报告时，用热烈的掌声来迎送我，有的学生送我出门时，特让我在他穿的背心上签名留念。我说：写上字这背心就弄脏了，他说再不穿了留着纪念。
今年一月美国一位华侨医学博士，特写信给大连的亲戚向我要一本我签我名的《高玉宝续集》留念。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张成礼同志，特来信祝贺我的《高玉宝续集》问世，出版发行。他告诉我说：“我六十年代到斯里兰卡留学时，读了斯里兰卡国的僧伽罗文的《高玉宝》，至今不忘这本书对我的教育。这本书教育了新中国几代人，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书。我相信您的《高玉宝续集》也是对新中国儿童进行教育的好书。”我花四十多元钱的邮费给这位身居国外未见面的读者朋友，寄去一本《高玉宝续集》。
一个人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我要为这个人的社会，人的世界，献上我对一代代青少年儿童一片爱心。我为下一代献爱心献什么呢？我主要通过为后人写书和面对面献给青少年儿童精神食粮，给他们以奋进力量。所以我长年为各地青少年儿童讲课。
一九八九年动乱前后，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部分同学受到影响，我去为历史系的部分同学讲课，在关键时刻给大学生送精神食粮，送关怀、送力量。开始是给两个班几十个同学讲。我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讲党的伟大，社会主义好。我没讲什么大理论，却打动他们的心。结果几百大学生闻讯而来，把大教室挤满了，人越来越多，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主持人只好临时又设了一个分会场，还是坐不下，很多学生都顶着寒风站在外面听，这次报告，我一气讲了三个小时，没有一个中途退场。报告结束，掌声雷动。
八七级女生王科谈她的感受：
“高老师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他讲的我相信，因为那都是他对党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回想一九八九年前后，我们思想感情上的那一阵起伏，说到底还是对党的了解认识不足，反思过去我们真不该那样做，与高老师相比也越发清楚今后该怎样做。”
八八级女生张杰听我的报告很感动：
“在获得与失去之间，高老师的书给我以鼓舞；在前进与退却之间，他的精神给我们以力量。高老师听党的话，我们听高老师的话，高老师跟党走，我们沿着高老师的足迹走。”
八八级男生太文博听了报告发表了感想：
“高老师是一团火，是一块晶莹的透明体。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精神值得全党、全社会学习。如果我们所有的党员，都像高老师那样，争取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能变成一个伟大的现实。”
金钱总有用完的时候，但精神食粮却用之不尽。他能使一个人为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也能使一个人摆脱一切困境取得事业的成功，并能扭转一个人的命运。也能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从衰亡中兴起。
青少年儿童都愿和我说心里话。有些小学生向我谈心说：“高爷爷你小时候上不起学，你硬要上学读书。现在我们生活比你小时候好多了，我们连大米饭，白面馒头都不愿吃，饼干、鸡蛋、面包都吃够了。我们现在喝娃哈哈和太阳神，可是我就不愿上学读书。每天都是父母、老师强迫我们上学读书。要不，我才不去上学读书呢。”当他们知道少年儿童从小要有理想，有追求，要立志为国，为民学习时，他们就能自觉的学习，不用家长强迫他学，更不用家长代替他写作业。
青少年儿童都把我当成知心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有些少年儿童曾批评我两件事儿。武汉有几名小学生在和我交谈中批评我说：“高爷爷，我们读了你写的《半夜鸡叫》，你小时候和长工叔叔跟地主周扒皮斗，得知他半夜装鸡叫，赶你们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你们变法子打他，狠狠地揍了一顿，真开心。可是你和长工也真傻，你们怎么不看看手表几点啦？要看看手表不就知道是半夜了吗？”还有些小学生批评我不讲卫生说：“高爷爷，你小时候到脏土箱里扒西瓜皮吃，你多不讲卫生啊？你妈妈怎么不给你买面包、饼干、巧克力，喝娃哈哈呀？”我就他们批评我这两件事儿，给他们讲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这两件事使我深思了好几天，在蜜罐里长大的青少年儿童，对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多么需要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啊！
我特别重视对盲哑、残疾、孤儿、失足青年的教育工作。
一九九〇年六月的一天，大连盲哑学校请我给这些孩子讲一讲。我们事先订好时间。当这天要去讲时，突然，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服了药稳定了一会儿，好一点了。我的孩子也不让我去，让我改天做这场报告。可是我想盲哑学校已把课程调换了，不去，影响他们的教学，再说，全校的残疾少年儿童都在高高兴兴地等我，不去就伤了他们的心。不用学校来车接我，我硬是骑上自行车挺着就去了。我走上了讲台，一面讲，老师就用手比比划划为他们“翻译”。一场报告下来，虽然很疲劳，但我看到台下的残疾孩子们为我的报告热烈鼓掌的欢快心情，不由走到他们中间，同他们拉拉手，摸摸他们头，他们高兴地流泪。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到海城少管所作报告时，面对台下那一双双彷徨期盼的眼睛，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想到了未来。由于心情难过，我的嘴唇颤抖着，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我的情绪感染了在座的失足少年。这场报告，我是含着热泪讲，他们流着泪听。当我说：“今天，我代表你们的父母和全家的亲人看看你们，希望你们在这儿好好学习，早日回家”时。在座的失足少年都难过地低着头。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应邀在开封，为河南省第一监狱（对外叫培才学校）六千七百多名劳改人员作报告。我为他们专题讲生命的价值，鼓励他们说：“噩梦醒来是早晨。猛回首，悔过错，重新做人。向前看，莫自卑，前程似锦。”这场报告收到很好的效果。有的犯人谈感受说，我听这场报告，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罪行，使我懂得今后怎样做人。如果我出狱后再犯罪，我他妈就不是人。有十几个青中年犯人请求领导批准他们同我照个相。领导当时没答应，考虑到我是国内的名作家，又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怎么好跟犯人一起照相呢？但这些犯人不容易张这个嘴。领导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我。我毫不犹豫地说，我相信他们能重新做人，将为国家作出贡献，答应同他们照相，对他们是个极大的信任和鼓励。所以我们跟犯人坐在一起照了相。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开封市劳改支队（育新学校）和开封市劳动教养学校授予我名誉校长，许昌市劳改支队授予我政治教育顾问。
我家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儿童和广大读者之家，来往人很多，还有很多客人。有老首长、老战友、老同学、老乡亲，各地文艺界、新闻界、民主人士、华侨、台湾同胞等，我都热情接待。知青下乡的年月，在北大荒的上海和北京的知青，每年往返都到我家，一来六七个，说要在大连玩几天，没钱住招待所。说从小读我的书，希望留他们住几天，我只好帮他们，让他们睡在床上，我四个孩子睡在地上。那时我家老小七口人，吃穿都很困难，每人每月只有二斤油，六斤细粮，靠票供应。我和孩子很少吃米饭、馒头，留着招待客人吃，粗粮都不够吃，很多同志十斤、二十斤帮助我粮票。人都吃粗粮，买包米面一买八十斤到一百斤。粮站问我家，养多少鸡？我家没养鸡，全是人吃，他们不信。我家最多二十三个人吃一顿饭。
一九九三年夏天暑假，河南省濮阳市自费来了十三个少年儿童，我帮他们联系辽师大最便宜的住处，让他们在我家吃了几顿饭，给他们买西瓜、桃子、海味等。还亲自领他们到大海游泳，让他们享受一下大海的胸怀，走时，又给他们买几个大西瓜在路上吃，使这些孩子感到像在家一样温暖。带队的老师回去给我寄来二百元钱，我又寄给他。这些孩子回去后来信说：“爷爷给我一片心，我给爷爷一片情。”
来我家的青少年儿童，来一个我也热情接待，去年大庆一个刚考上高中的女孩子，由父母专程带她来看我。我为她两代三个人，在我住屋为他们讲了我的人生之路，他们成为我的好朋友。
我每个月收到的信很多，最多一天二百多封，一般一个月收到几十封到一百封信。给我来信的有国内也有国外，我都一封封认真地看，尽力争取回信。看信，回信是我做关心下一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用拼音给我写几句话的信，我也认真地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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