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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全国解放了，我调到了大机关，党请了最好的教师指导我，客观环境条件都很好，要我修改稿子，可是我在一段时间内并没写出东西来。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思想上有些迷信了。以前我开始写初稿的时候毫无顾虑，有什么就写什么。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我懂得了一部书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出一本书不是个人的事，而是要拿它去影响别人。这样一来，思想上又产生了顾虑：自己文化水平这样低，对生活理解得又不透，也没有写作经验，能把书改好吗？当时，我动摇了，想回连队，不想改书了。但是一想到这样的书也是人民所需要的，把书写好了也是干好革命工作，我的勇气就又来了，什么迷信顾虑也就打破了。记得当时我曾在日记上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就向困难低头吗？不！向困难低头，就等于向敌人低头。怎么办？学习！不懂就问，有书就读，只要有决心，一年、两年总会学会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才把《高玉宝》初稿改出了发表的这部分。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一个人能否进步，能否对革命事业作出一点成绩，根本问题不在环境的好坏，而在于他是否有着革命的志气、革命的目的。有了革命的志气，好的环境能把工作干得很好，坏的环境也能把工作干得出色。李志同志之所以东不成，西不就，怨天尤人，最根本的也就是由于他在工作、生活中所追求的不是革命的集体的利益，而是渺小的个人主义的东西。
新年杂感[24]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已经六年多了。这六年多，我从不识字到识字，从初小文化程度到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这几年来，党的关怀和教导，真是一言难尽。我天天这样想：“只有受过寒冷的人，才真正知道今天温暖的可贵。”我永远也不能忘了过去，只有想着过去，才真正知道今天的幸福。
在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逼得我南跑北奔，吃不饱，穿不暖，哪还有上学的机会。我九岁那年，有一个好心的周老师，曾教我念书，又不要我的学费。但在旧社会里，穷孩子是没有念书的自由的，我跟老师只念了一个多月书，就被保长逼去给他放猪。狠心的保长，把好心的周老师给我的书全撕毁了，当时我多难过啊！可是，他虽然撕了我的书，却没法撕碎我要读书的心！为了学习，我千方百计地偷偷地到学校找周老师借书。哪知道有一天真不巧，我刚到学校门口，又碰上了保长，他抓住我的脖子，按在地下就打，老师来拉，他指着我骂教师：“他端我的碗，就得受我管，猪要是叫狼吃了，你这个老东西能替他赔吗？”骂的老师不敢做声。他打累了住手休息时我才跑掉。我一面跑，他还一面指着我骂：“学校是你们穷小子来的地方吗？再来，我就砸断你的腿，挖了你的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登学校的门。
解放了，我才得了救，开始了人的生活。党和毛主席像父母一样地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我在学习写《高玉宝》那本书的时候，领导上就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为了我今后工作得更好，又把我送进了大学学习。我多高兴啊！我从小就想念书，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实现，今天可实现了。今天我不仅能上学，而且上了大学，这在旧社会里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我真不知要怎样来感谢党和毛主席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培养。我要树雄心，立大志，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而不懈地学习。
我用四年时间，学完中小学十二年课程后，接着考进了人民大学新闻系。我们新闻系，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学生。我和大家一样，虽然没有做过新闻工作，但我不怕困难、有决心学好。我想，我是从苦难中爬起来的，什么困难、什么苦都尝过，虽然文化基础差，只要听党的话，勤学习，苦钻研，不懂就问，虚心向同学们学习，没有学不到的知识。
记得初进学校时，真像久病刚好的孩子一样，见什么都想吃，恨不得一口把所有的知识都吃下去。没想到，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自己刚上学，对每门功课都没有底，都吃力，都跟不上。但我没有因此灰心，我想：我是人民送来学习的，应当为人民学到更多的知识，绝不能泄气。
我勇敢地请同学帮助我，每次都得到热情地对待。然而，道理懂了，做起习题来还很慢。同学们能半小时做完的习题，我用两个小时也做不完。什么功课都是一样。那时我心里可真着急。为了学好，我硬是不出去活动，全部时间都用来做功课。
我这样努力学习，并没有把功课学好，不及格出现了，身体也累病了。躺在床上，心里怪难过：“完啦！这样白天晚上地学习都跟不上，这怎么能学下去，党对我的希望会落空的。”
正在这时候，党总支书记来看我，老师们来看我，我们敬爱的吴老——吴玉章校长也出现在我的床前。他老人家像慈母一样，问我身体怎么样？是怎样学习的？我老老实实把晚上偷偷起来学习的情况告诉了他老人家。吴老没有批评我，很和蔼地告诉我：要改善学习方法，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性急会出毛病……
病慢慢好了。为了学习好，以及将来工作好，我决心锻炼身体。开始浑身都疼，常常不想锻炼了，可是一想到吴老的教导，我的勇气就来啦，咬着牙坚持下去，慢慢身体健壮起来了，学习上也不那么累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今后我还要更好的锻炼身体。
在学习中，我们也经常参加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使我亲身接触了无比丰富的生活，也进一步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一九五八年，我们系办了一个印刷厂，我在照相制版车间工作。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工厂，我们一面建厂，一面工作。我在这个厂子里，不但学会了照相制版技术，还当小炉匠、电工、木匠、泥瓦匠和油漆工，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六十年代的第一年就要过去了，第二年又要到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祖国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将会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我自己也将紧随着祖国前进的豪迈步伐，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争取将来做一个好的人民的新闻工作者。
仍需紧握三件宝[25]
读了革命回忆录《三件宝》，觉得非常亲切，引起许多联想。
我从小种过地，做过工，也就是说摸了多年的“锄头”。参军以后，党给我枪杆子打反动派，给我笔杆子学文化，同时也叫我不要放下锄头，一有空就劳动生产。大陆解放了，党送我进学校学习，让我暂时更多地摸笔杆子，同时也教育我不要放弃劳动和锻炼身体。
所以，“三件宝”不但是党交给“抗大”同学的，也是党交给每一个革命青年的。“三件宝”不但是战争年代里的宝，也是今天的青年、学生仍需紧握的宝。
现在，许多有志气的青年都走上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同志在生产劳动中，一定不要扔掉已有的知识，而要继续提高文化，这样才能对生产作出更大贡献。我切身体会，在生产战线上，也正是把已有的死知识变活，充实和巩固这些知识的大好机会。至于继续学习的青年，那就一定要保证学好，才算完成了任务。
什么时候该以生产劳动为主，什么时候该以学习为主呢？那就要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了。过去“抗大”的同学的优良传统也正是这样的：他们听从党的安排，从冀中到延安去进学校，到了延安，又听从党的安排去开荒种地，有了条件，又坐下来学习。大家都知道，就这样地锻炼出了多少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不同岗位上劳动、学习、工作的青年们，让我们好好记住党对青年的教导，时时、处处、人人紧握三件宝，继承“抗大”革命前辈们光荣的优良传统，把自己锻炼成能文能武的有用的人才，锻炼成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意志、健康和知识[26]
——病中读《王若飞在狱中》的杂感
《王若飞在狱中》这本书，对我教育很大。
这本书我是在医院里读的。这次住医院割盲肠，引起我的胃病复发。这个胃病是旧社会饥寒交迫的生活给我留下的。直到现在，每当胃痛起来，甚至不能学习，不能工作。躺在病床上，不免想得多些，感觉更可恨的是我被日本鬼子打过两次，因为打在头上，每次都是一个多月昏迷不醒，使我的脑子受到损伤，现在学习时间长了，头就痛，记忆力也很坏，有时候说话多了，再说下去都有困难。总之，满身病魔天天缠着我，对我的学习影响很大。我怕身体日益坏下去，影响党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以至今后的工作，思想上有些负担。正在这时候，我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得到了《王若飞在狱中》这本书。
我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想着若飞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住的是潮湿的屋子，吃的是臭小米，根本没有菜，连一点盐也看不到；要书没有书，要报没有报，有一点点墨水也不合“法”，还得藏起来；笔就更没有了，只好用草棍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忘我地学习；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帮助别人学。这又使我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要吃无吃，要穿没穿，想上学比登天还难。就是老师不要我的学费，我去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伪保长还是逼了我去给他放猪，还把老师给我的书撕碎了。我为了学几个字，偷着去学校跟老师借书，没有想到被保长看见了，打得我满地直滚。他边打边骂：“学校是你们穷小子来的地方吗？再来把腿给你砸折了。”可是新社会却使我这个猪倌进了大学！不仅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今天的学习条件，不要说比若飞同志在狱中，就是比起革命先辈们在延安窑洞里学习来，也不知要好多少倍。我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产生消极的想法呢？
我常听有人说：“某某人很有天才。”看了《王若飞在狱中》这本书以后，我想，真正的天才是辛勤的劳动、坚强的毅力和永远的谦虚换来的。若飞同志的知识为什么会那样渊博呢？我想来想去，觉得黄老先生的话说得很对：若飞同志“学习办事，总是这样不夸不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多年都是这样。”
疾病，的确是学习的大敌。但是有了疾病绝不能灰心丧气。若飞同志对杨植霖同志说：“至于病魔，它和阶级敌人一样，你顽强，它就得退让，你软弱，它就要进攻。不能急躁，更不能松懈斗志，要坚强起来，要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对付病魔！”是的，疾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状态的消沉。若飞同志说：“一个革命者，不只是思想要正确，政治立场坚定，而且要身体坚强。如果没有坚强的身体，就很难担负艰苦的任务，也很难应付残酷的斗争。”今天我们的治疗条件这么好，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恢复健康的重要性，振作起精神，拿出坚强的毅力积极治疗，疾病又怎能吓倒我们呢？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一定要以健康的身体，去探索知识的高峰。只有这样，才能接过革命先辈递给我们的革命的火炬，为社会主义做更多的事情。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27]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了。毛主席在这篇《讲话》里，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和宽广的道路。这篇《讲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都是千真万确的。要想创作，必须有生活。我所以能写出《高玉宝》那本书，就因为我有那段生活。就说《半夜鸡叫》那一章吧：在旧社会里，我给地主放过猪。那个地主对长工们压迫剥削得可厉害了。每天晚上不到半夜不能睡觉，可是下半夜鸡一叫就得起来上山干活。地主做的饭很稀，又不管饱，长工们每天都饿得打晃，可是少干一点活也不行。其实，天下的地主都是一样的狠心呀！我还跟师傅学过木匠。到过很多地主家干活，有一次给一个姓王的地主家盖房子，住在他家。半夜我出去小便，看到一个人在鸡窝跟前转，开始我以为是偷鸡的，可是看了会儿，那个人并没偷鸡，而学起鸡叫起来了！他一叫，全村的鸡都叫了。他就走向长工们住处，喊他们上山干活。我一听是地主，可真气了。第二天，我把这事对师傅说了。师傅的回答是：“他们老王家里怎样发的财？这是他家的传家宝！”这些生活，是我写《半夜鸡叫》一章的最重要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我是写不成的。
可是，光有生活，没有党的培养教育，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强的革命精神，还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就以我来说吧，要是没有党的培养教育，是根本不能写书的。一九四七年我参军以后，受到了党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经过诉苦教育，使我不仅进一步了解了旧社会穷人的悲惨生活，而且，知道过去穷人为什么穷，知道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恩人。当时我就想：要是把这些道理叫全国和全世界受苦的人都知道有多好呀！人多力量大，敌人就不难消灭了。可是，怎样叫大家都知道呢？只有写书！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开始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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