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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迁
【导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
齐国是成周以东的大国。在周王室日渐衰微的时代，诸侯叛乱，戎族肆虐，实在是习以为常之事。在这风雨飘摇之时，提倡“尊王攘夷”的齐桓公被视为力挽狂澜的英雄。
“尊王攘夷”其实是由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策略组成的。其中包括援助被北方戎族攻击的中原小国，协助其他诸侯处理国内的政治危机，协调诸侯国间的外交，抵抗被视为戎族的楚国侵袭中原，甚至以诸侯公意的名义要求周王室尊重宗法秩序。
齐桓公援助燕国后回国，燕公为齐桓公送行，越过国境数十里。齐桓公将自己与燕公告别之地划为国境，以符合周礼中诸侯不可以离开自己封国的规定。齐桓公通过此一举动暗示，自己是尊重规则的，不准备寻求规则外的利益。同时还暗示虽然齐国是“尊王攘夷”规则的制定者，因此享受最大利益，但是尊重规则对小国也是有利可图的。齐桓公的此类举动增加了“尊王攘夷”的吸引力，并有助于使其成为周王室衰微后新的政治秩序，避免了诸侯国之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尊王攘夷”的蕴涵，自此可见一斑。
与后来其他“尊王攘夷”策略的奉行者相比，齐桓公较多地依赖于政治策略运用，而不是武力。虽然周王室日渐衰微，但是诸侯们还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周王室的世界，甚至齐桓公也更多地满足于在“尊王攘夷”的策略下对其他诸侯国施加影响，而不追求直接的军事征服。这种协调性的“尊王攘夷”的策略也是其他诸侯易于接受的。
齐桓公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在此之前，诸侯的地位决定于其与周王室的联系，而在此之后，诸侯的地位决定于本国的实力。“尊王攘夷”策略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就齐桓公本人的举止而言，有时难以准确定义他的身份———是周的诸侯，抑或是齐的国君。春秋时期的孔子称颂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称颂他以周的诸侯的身份作出的贡献，而后来的作者则更注意他作为齐国国君的“霸业”。
“尊王攘夷”太多地依赖于齐桓公的威望和诸侯们对他的信任，这些都不能传给他的继承者，甚至许多时候也不能使齐国直接从中受益。随着齐桓公去世以及晋、楚等诸侯国的兴起，围绕着齐国的“尊王攘夷”逐渐式微。继之而起的晋文公也奉行“尊王攘夷”，但是他更多地追求实际统治，“尊王攘夷”因此越来越名不副实。在以后的年代里，“尊王攘夷”逐渐沉淀为一种不无吸引力的理想，长存于人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１９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也曾经将其视为理想之所依。
考虑“尊王攘夷”策略的明智之处，不仅在于“尊王攘夷”本身为齐国实现了多大的利益，还在于那些单纯推崇实力政治的国家后来的遭遇。春秋时期的楚国，战国时期的魏国、齐国的一时强盛都引起各自邻国的戒心，最终导致诸侯联军的征伐。中原各国无一能避免此种命运，唯一的例外是僻处西陲、得关山之险的秦国。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连五家之兵：齐国的军政合一制度，将一定数量的家庭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轻重：指货币，因其能以轻权重。禄贤能：任用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二年：齐桓公二年（公元前６８４年）。郯、莒：皆当时小国。］。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柯：地名，在今山东东阿。］。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愈一小快耳：不过是图一时的小快乐罢了。］，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甄：地名，今山东鄄城县。］，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田成子常：田恒，汉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齐国后期权臣，后代齐。］。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山戎：北部少数民族名。］，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县。］。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召公：燕国的始封之君。成康之时：西周成王、康王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狄：春秋时期活动于齐鲁晋卫之间的少数民族。］，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先君太公：齐国始封之君姜尚。］：‘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赐我先君履：意谓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讨伐。］，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包茅：楚国特产的茅草，祭祀时用，按规定是楚国上交周王的贡品。］，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昭王南征不复：指周昭王南征，淹死于汉水之事。］，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君其问之水滨：你到水边上问汉水去吧。］。”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方城：楚国山名。］，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葵丘之会的内容包括：禁止篡弑，凡某国遇篡弑，同盟各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裁制兼并，凡在同盟各国，互不侵犯，若有争端，请予盟主仲裁；某国遇外寇，同盟各国出兵相救；遵守宗法秩序；等等。］。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文武胙：祭祀文王、武王时用过的肉。大路：天子的车乘。命无拜：不必跪拜答谢。］。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弟无行：放心不用去了。］。”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寡人兵车”至此：意谓主持过三次军事会盟，九次和平会盟。也有说是后人根据“九合”之说编织，非实指。一匡天下：指拥立周襄王事，或说安定了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封泰山，禅梁父：在泰山筑坛祭祀天地。梁父：泰山脚下的小山。］。”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为带谢：因为带向周王赔罪，因为齐国一直偏袒王子带。］。襄王怒，弗听。
【延伸阅读】
“尊王攘夷”与日本明治维新
春秋后期，新兴的诸侯国分割了周的政治版图，周的统治已然名存３２实亡。战国年间，各国王室招揽士人，罗致新说，旧日的政治学说渐渐式微。秦汉以后，王朝更替和帝位争夺冲淡了对周代政治的回忆。东汉以后，胡人入袭，儒学式微，“尊王攘夷”之说，更少有人问津。南宋偏安江南，学者朱熹整理旧说，企图将儒家发扬光大。朱熹颇为中意“尊王攘夷”之说，以为是救济南宋时局的良方，可以振人心、正纲纪。“尊王攘夷”之说被写入朱熹派典籍中，广为人知。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目睹王朝更替的中国士人，对这种上古的政治理想依然十分淡漠。
明清之际，朱熹学说东渡日本，在多受汉风吹拂的日本扎根，成为江户幕府的官方学说。１８世纪，日本学者在朱子学的熏陶下，开始大规模研读本国史实。他们将源自中国的“尊王攘夷”之说，与本国自古流传的政治神话相配，敷衍、发扬成新兴的政治思潮。在中国无人问津、多受冷落的“尊王攘夷”学说，因为无意中契合了日本的事实，渐成风生水起之势。１９世纪中期，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讲授“尊王攘夷”之说，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多出自松阴门下。其中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实为近代日本的缔造者。
幕府末年，欧美列强相继东来，迫使日本开埠通商，引发了幕府统治的危机。幕府的反对者决定拥戴失势多年的古老皇室，挑战幕府的权威。朝廷贵族、地方诸侯、流浪武士、庶民相继加入以“尊王攘夷”为名的倒幕活动，逼迫幕府将权力交还皇室，驱逐西洋人。在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冲击下，幕府左右失措。倒幕派乘机发动内战，拥立明治新政府，彻底击溃幕府，夺取了国政大权。
在内战中获胜后，明治新政府的处境依然十分困窘。在维新中失势的旧武士心怀不满；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政府内部却歧见丛生。执政的官员以“尊王”为名，大力肃清异己，镇压政治反对派，最后以皇室独断的形式，颁布了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顶点，以近代国家法律的形式，复活了古老的政治思潮。而源自中国的“尊王攘夷”学说，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近代日本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定政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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