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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曾国藩拟定了先取长江上游，后及下游的策略，集结重兵围攻安庆。太平军的处境日渐窘迫，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偕同诸将攻破江南大营，企图挽救局势。］，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英国、法国因为外交纠纷，向中国派遣了交涉使团，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九年，英法美诸国公使要求进京换文，在大沽口与清军发生冲突。咸丰十年，英法派军来中国，攻占天津，向清朝廷施加压力］。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与清朝廷大臣交涉订约。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的清朝大臣扣押了英法使团，以为可以反制对方。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北京，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咸丰帝逃亡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咸丰十年九月，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与英法使者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联军随后撤军回国］。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皇子载淳继位。载淳年幼，咸丰遗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咸丰的皇后慈安以及载淳生母慈禧，联合咸丰的弟弟奕.，发动政变，捕杀、罢黜八位辅政大臣，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颍、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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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诸国期望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以发展商业、贸易，因此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曾国藩等人唯恐邀请外国军队参与战事，将节外生枝、甚至引起外患，故此拒绝］。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燬教堂，伤教民数十人［天津教案，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天津流传反基督教传单，民众遂围教堂抗议。法国领事要求天津地方政府驱散抗议者，被拒绝。领事在归途中与一位官员发生辩论，随后开枪射死这位官员的随从。围观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这位领事和他的随从。随后事件失去控制，激怒的民众在随后的骚乱中杀死了数十名各国传教士、在津人员，并纵火焚烧了教堂。与事件有关的各国提出了惩凶、道歉、赔偿的要求，并派遣海陆军来中国，以施加压力］。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丁日昌：早年在地方训练团练有功，随曾国藩、李鸿章办理军务、洋务。东南战事结束后，在上海处理对外交涉。后任福建巡抚、驻南洋，提出开发台湾建议。］：“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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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与清代的“经世派”
魏源的父亲是江苏的地方官，颇受在任高级官员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的赏识。魏源开蒙后读书刻苦，但是科举不顺，考中举人后一直未能再中进士。深知魏源才华的人都颇为惋惜，因为清朝选拔汉人官员，往往非进士不取。因此魏源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教习和幕宾的身份度过的。在官宦家庭的教习生涯，在官府参赞政务的幕宾经历，以及各地的游历考察，有助于魏源获得经世济用的视野和才干。
晚清诸多经世派官员多有任职江南诸省的经历。魏源长期在江南地方政府参赞政务，自然与许多经世派官员往来密切，其中不乏贺长龄、陶澍等佼佼者，而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道光初，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为幕宾，以贺长龄私人顾问的身份参赞政务。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也常向魏源咨询海运、水利事务。道光中叶，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良盐政。魏源建议将官府一手垄断的盐政改为让商人自由经营，仅向官府缴纳盐税。新制推行后，盐价大降，私盐走私消失，而盐税依然有所增长。在陶澍幕府供职时，魏源还制定了使黄河改道入海、改漕运为海运等计划。太平军攻占江南后，魏源改行海运的计划被采行。但治河的计划却因为战乱搁浅，到咸丰中叶，黄河自然改道，下游损失惨重。晚年时，魏源终于考中进士，不久又因母丧去官。太平军攻掠东南地区后，魏源以地方官员身份举办团练，先后与太平军、捻军交战。后来辞官归乡，修订生平著述，直至去世。
中国古代编撰规制恢弘的政治、经济、军事论文集，始自明代，其中以陈子龙等编撰的《明经世文编》影响最大。《明经世文编》成书于崇祯年间，其时明王朝已积重难返，但是“经世济用”的思潮却因此风行一时。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国势日渐衰颓，有志之士企图力挽狂澜，贺长龄就是此辈中人。道光初年，贺长龄决心编撰“经世济用”的文集，激发时人留心时务，以图改良之计。但贺长龄苦于政务缠身，无力亲自主持编撰事务，因此延请他赏识的魏源代劳。魏源果然是人尽其才，他不仅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甚至也因此成为清代杰出的“经世派”学者。林则徐被贬官后，将在广州搜集、翻译的各国材料交给魏源，请其编撰成书。后来魏源据此完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清“经世派”的名著，也可称是清人介绍西学的开山之作。清朝的经世派官员经历大多相近，其趣味也往往相去不远。他们之间以乡党、同门、同僚、姻亲等联系，结为一联系亲密的集团。陶澍，湖南人，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与后来的湖湘经世派十分亲近。陶澍对年轻的胡林翼十分赞赏，将女儿嫁给他，并为之延请名师督导课业；左宗棠尚为布衣时，陶澍就欣赏他的才华，与其结为儿女之亲，并在临终前请左宗棠课训自己的独子；曾国藩对陶澍也十分仰慕。故而张之洞称道清末人才多缘自陶澍的提携。
贺长龄，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贺长龄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与更早在岳麓书院就读的陶澍师出同门。贺长龄在京师与陶澍交游密切，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与时任巡抚的陶澍合作，政绩可嘉。贺长龄的女儿嫁给了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林则徐，福建人。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与陶澍、贺长龄同事多时，以合作有方著称。
魏源，湖南人，是陶澍、贺长龄的晚辈。陶澍、贺长龄十分赏识魏源的才华，对其多有提携。但是因为科举应试不中，魏源倍感仕途艰难。入贺长龄幕府后，魏源受到贺氏影响，渐渐具备了“经世派”学者的修养。魏源后来又供职于陶澍、林则徐的幕府，并与幕主来往甚密，尤其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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