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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查明乃尔根是在彼得·加里出事的那一天到的旅店，他装作来玩高尔夫球。他住在一楼，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那晚他去屋得曼李和彼得·加里在小屋中见面，在他们争吵起来的时候，他用鱼叉杀死了彼得·加里。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为非常害怕，笔记本也是在他惊慌失措往外跑的时候丢的，他之所以要带着笔记本也是为了去追问彼得·加里有关证券的事。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有些证券上是有记号的，而大部分都是没有的。标出来的都是曾在伦敦市场出现过的。其他的应该就在加里手中了。依他的个人叙述，年轻的乃尔根希望这些仍然还是他父亲的，也好归还债主。他跑了以后也不敢进小屋了，但是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最后还是回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笑着，摇摇头说：“依我看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是杀人凶手。我问你，你用鱼叉叉过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吧？！哼哼，亲爱的先生，任何蛛丝马迹你都不能放过。我的朋友华生可以证明，我用了整整一早上做这个练习。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需要手臂很有劲儿，同时手臂的力度、眼睛与被瞄准对象是否在一条直线也是关键，需要投掷很准。要一鼓作气，猛地用钢叉戳出去，所以钢叉头戳进了墙壁。你想想这个贫血瘦弱的小伙子能够挥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你确定是在半夜他和黑彼得一起品罗姆酒吗？再回想一下两天以前在窗帘上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吗？不，不，霍普金，一定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我们必须要找体貌特征类似这样的一个人。”
这位警官的面庞在福尔摩斯讲话的时候拉得又长又黑。他的希望和雄心像泡沫般化为乌有。但是没有见到有力的证据之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福尔摩斯先生，您不能否认那天晚上乃尔根去过现场。笔记本就是证据。就算您鸡蛋里挑骨头，我的证明仍然能使陪审团满意。此外您所谓吓人的罪犯，在哪里呢？”
福尔摩斯眯缝着眼淡定地说：“我猜他就在楼梯那儿。对，快点，华生，你最好把那把枪放在一伸手拿到的地方。”一张有字的纸条被他快速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他说：“一切准备就绪。”
刚一听到外面有粗野的谈话声，赫德森太太便进来了，说是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福尔摩斯说：“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
第一个进来的人身材矮小、模样引人发笑，面颊染着高原红，长着斑白、蓬蓬的连鬓胡子。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问道：“你叫什么呀？”
“詹姆士·兰开斯特。”
“真抱歉，兰开斯特，船舱已经满员。给你半个金镑，麻烦你了。到那间屋子稍作休息。”
第二个人骨瘦如柴但身子修长，头发平直，两颊凹陷。他叫是休·帕廷斯。他也没有被雇佣，同样得到了半个金镑，并让他等候。
第三个申请人的长相很奇特。一团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把一副哈巴狗似的凶恶面孔裹在里面，浓重的、成簇的眉毛，遮住两只黑黢黢蛮横的眼睛。他迟钝地敬一个礼，像水手似的站在一边，两手左右转着帽子。
福尔摩斯说：“报上名来。”
“帕特里克·凯恩兹。”
“哦？看你的样子是叉鱼手？”
“你咋知道呢，先生。出过二十六次海。”
“我想是在丹迪港？”
“你又猜对了，先生。”
“能赚多少钱？”
“每月八镑。”
“你能马上同探险队出海吗？”
“只要让我准备好工具就行。”
“你有能让我相信的证据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卷皱皱巴巴带着油迹的单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
他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合同在靠墙的桌子上。你签个字，就这么定了。”
福尔摩斯慢慢靠近他，双手环住他的脖子。他说：“搞定。”我听到金属的清脆声和一声吼叫，那吼叫像红了眼的斗牛。接下来这个海员和福尔摩斯在地上扭打起来。福尔摩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戴上了手铐，这个海员有着猩猩般的力气，如果没有霍普金和我的帮助，福尔摩斯很难把那个海员降服。当我用枪顶在他的太阳穴时他才放弃挣扎，好不容易用绳子绑住他的踝骨，我的朋友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霍普金，真对不起，打扰你吃炒鸡蛋了。但是当你想到案子成功告破时，你的早餐会吃得更香。”
斯坦莱·霍普金吃惊得张大了嘴。他的脸红扑扑的，像个犯错的孩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乎从一开始我就被自己的欲望迷住了双眼。现在我明白了我永远要尊重权威，向您学习。虽然我刚才目睹了一切，可我还是不懂您是怎样处理的以及处理它的意义。”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好呀。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次给了你一个教训，破案要多方面考虑。你把时间精力全都放在了年轻的乃尔根身上，应该多想想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加里的人。”
我们的谈话被这个海员的沙哑声打断了。他说：“您听我说啊先生，这样对我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你说话可得有真凭实据，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加里，和我自己说我杀了彼得·加里，可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们或许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你们或许还会觉得我是在编故事。”
福尔摩斯说：“也不是这样啊，让我来听听你的说法。”
“我很快就能讲完，而且句句为真，我可以向天发誓。我对黑彼得了解得很深，从他拿刀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这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我只好反抗，拿起鱼叉朝他戳了过去。他就这么死了。你们说这是谋杀。不管怎样，如果黑彼得的刀插在我的胸口，或是绳子绞在我的脖子上，我都也一样是死路一条。”
福尔摩斯问：“那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让我坐下，这样说话方便些，我把这事给你们从头说起。这件事发生在1883年的8月。当时的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在离开北冰洋逆风返航途中，救下了一只被风吹向北方的小船。船上只剩下一个人，我们船上的人以为大船已经沉没了，而这个人想乘这船到挪威去。一句话，这个人被我们救上了船，我们的头儿和他谈论了好久。随着这个人被救上来的还有一只箱子。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至少我还不知道。第二天晚上他就不见了，好像他从来都没有上过船一样。有人传话出来说，这个人要么是被海风卷到海里了，要么就是自己跳海了。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在第二天的时候亲眼看见船长捆住了他的两只脚，扔到了栏杆外面。两天后我们到了瑟特兰灯塔了。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等着看会有什么结果。等到了苏格兰的时候，这事情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一个陌生人出意外死了，也没有谁有必要去过问。不久之后加里不再出海，我在好几年之后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他是因为那铁箱子里的东西才杀了那个陌生人的。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一大笔封口费才可以。
“一位水手在伦敦遇到了他，而我通过他知道加里的住址，我就马上来找他。他在那天晚上态度很好，也要给我一笔钱，让我这后半辈子都不用再出海。我们说好，两天后的晚上把这事办完。我再去找他时，他已经半醉了，而且脾气非常坏。我们坐下来边喝酒边聊着以前的事情。他喝得越来越多，我也觉得他不对劲了。我一眼就看见墙上的鱼叉，我想可能我在最后的时候用得上它。后来，他开始对我发起火来，又骂又吐的，眼睛里闪烁着凶光，他手拿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来得及把大折刀从刀鞘里拿出来，我已经用鱼叉刺穿了他。天哪！他尖叫着！他的面孔在我面前开始模糊起来，我就那么杵在那里，他的血溅了我一身。过了一会，周围安静了下来，于是我又重新鼓起了勇气。我四下里看看，找到了在墙上的那个铁箱子。可以说这个箱子我和他都是有权利得到的，于是我就把它带走了。可我竟然把我的烟丝袋忘在了那里，我真是太蠢了。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更奇怪的事。我前脚刚出门，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就马上躲在矮丛林里。那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进了屋子，走进屋子后，他喊了一声，就像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不一会儿就没影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是来干什么的。而我呢，大概走了十公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了火车，就来到了伦敦。
“我检查过这个箱子后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钱或者其他的东西。就只有一些证券，但我也不敢卖。我还没有从黑彼得那里拿到钱，就困在了伦敦，身无分文，唯一的指望就是自个的手艺了。当我看到招收叉鱼人的广告，工资很高，我就申请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派到了这里。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最后再说一次，黑彼得是我杀的，但是法律应该是感谢我的，因为我为他们还省了一条麻绳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了。霍普金，我觉得你应该给这位先生换个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做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块头不小，可是要占很大地方的。”
霍普金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可是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这犯人到底是为何会自投罗网的，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呢。”
“只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抓到了正确的线索。要是早知道有那本笔记本，那我的想法很有可能和你一样被诱拐到别的地方去。我所听到的都集中到一点了：力气的大小以及那么娴熟地使用鱼叉、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都表明了应该是一个有过捕鲸鱼经历的船员。”
“而且烟丝带上的字首‘P.C.’肯定不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还记得吧，我问过屋内有没有白兰地或者什么的，你说有。有几个不出海的人在能有这些酒的时候还要喝罗姆酒呢？所以这就让我确定了这个杀人者一定是个海员。”
“您是如何找到的？”
“先生，这就更简单了。如果是个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据我所知，彼得·加里也并没有在其他的船上工作过。我往丹迪那里发了电报，三天以后我终于弄清了1883年‘海上独角兽号’上所有水手的名单。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这个侦查便就此结束了，我猜想他很可能住在伦敦，并且在这段时间可能很想离开英国。于是我在伦敦东区待了几天，成立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开出优厚的报酬来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的手下工作。你看，结果就是这样！”
霍普金喊道：“高，实在是高！”
福尔摩斯说：“但你要快些放了乃尔根先生而且向他道个歉吧。铁箱子也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那些证券是找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马车出租，这个人你带走。如果你要我也去参加审判，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我写给你详细地址。”
米尔沃顿
尽管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了，但现在讲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哪怕是最谨慎、最有节制地讲出这个事实，这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这个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我才可以有保留地讲述部分真相，而以免损害任何人的名声或荣誉。这件事是我和福尔摩斯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奇异的案件了。如果因为我隐去日期而影响到故事发展的情节的话，望各位读者见谅。
在某个严冬的晚上，福尔摩斯和我出去散步，大约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才回来。福尔摩斯开了灯，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名片。他拿起名片看了一眼，鄙夷地哼了一声，便扔在了地上。我捡起来看到上面写着：
查尔斯·奥格斯特斯·米尔沃顿
阿倍尔多塔
韩姆斯德区
代理人
我问：“这人是谁啊？”
“伦敦最坏的人。”福尔摩斯答道，然后坐下来把腿放在壁炉前，“名片背后有字吗？”
我把名片翻过来，读道：“六点半来访——C.A.M.”
“哼，他可就要来了。华生，当你到动物园站在蛇的前面，面对这种带着毒性并且蜿蜒爬行的动物，看着它那邪恶的扁头和吓人的眼睛，你一定会有一种想要离开的厌恶感吧？米尔沃顿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打过交道的犯人不下五十个，就算是最坏的那一个，也不如他让我那么厌恶。可是我却也不能和他不打一点交道，他来这儿也的确是我约来的。”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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