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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北国草(从维熙文集①)(3)

作品: 从维熙文集 |作者:从维熙 |分类:其他类型 |更新:06-29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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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坚——这个十四岁就当了红小鬼的中年人,在这些生龙活虎般的男女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兴奋。他矮矮的个子,瘦长的脸膛,留着像许多50年代青年人一样的学生头。如果不是有年龄上的差异,他的举止动作,几乎和列队集合的垦荒队队员没有一点差别。此时此刻,在团中央礼堂外边的空场上,苏坚那双饱含着欣喜的锋利目光,正从排头的大力士贺志彪看起,一直看到队尾的小姑娘叶春妮。叶春妮比队列的平均身高矮了小半截。苏坚首先向她走了过去:

“嗬!你是从赤道上来的吧!不然,怎么脸色那么又黑又红?嗯?”

小姑娘抿嘴笑了:“我是从海南岛来的。”

“好家伙,你个头不高,魄力倒是蛮大的哩!你就是接连三次给团中央打报告,请求去开荒的叶春妮吗?”

小姑娘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小鬼,”苏坚拍拍她的头顶,“咱们把丑话说在前边,那儿可没有大海,没有海鸥,没有白帆,没有贝壳;那儿有狼,有老虎,有野猪,有冰天雪地和丈八高的‘大烟泡’,你吃得消吗?”

叶春妮刚要回答,苏坚用手摸了摸她的衣袖:“怎么穿得这么单薄?你是从中国的赤道,到中国的北极,发给你的冬装呢?”

“报告苏书记,”排在队首的贺志彪跨出队列一步,瓮声瓮气地说道,“她的过冬衣裳,都打在我的行李卷里了,我怕她背着太沉……剩下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石牛子替她提着呢!”

“我就是石牛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青年,先向前拉了一下歪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然后向苏坚报告说,“她……她……她是我小表妹,我妈对我说了,宁可冻着我,也不能冻着她——她写给团中央的信,都是我代她写的。不过,我得向您声明,不是我包办代替,是她自愿到荒地垦荒,只是因为她字写得像蜘蛛爬似的,太难看了,我才为她代笔写的申请。”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她呢?”

“十四。”

“你俩都还没有迈进青年人的门槛嘛。”苏坚把石牛子敞开的领扣系好,“怎么冒充青年人哩?嗯?”

“报告苏书记,叫我俩当个候补垦荒队队员也可以,反正……反正您要是说了话不算数,把我俩给除名,我俩就一块躺在火车轮子下边。”

“自杀?”

“不,吓唬吓唬人呗!”石牛子似乎嫌天气太热,把苏坚为他系好的那个纽扣,又解开了,“我们一块儿扒着车皮出关。”

这个小青年的形象,把苏坚逗笑了。他兴奋地望着面前的青年人,挥舞着手臂说:“好!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组织起来了。你们到了荒地,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要把从海南岛来的小春妮,当小妹妹一样看待!至于你们为什么从舒适的环境去北疆,同志们心里都比我还清楚,我多啰唆一句,就属于废话了。现在,我们步入‘宴会厅’吧!”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送别宴会。圆桌上没有鸡鸭鱼肉,也没有五光十色的美酒;只有糠菜各半的老咸菜,剩下的就是不见油星的白菜汤。在吃饭时,苏坚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只是从第一张饭桌,走向第二张饭桌……他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问道:

“同志们,我们不是没有钱给同志们用盛宴饯行,同志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叫大家吃——”

他的朗朗话音,被青年们打断了:

“这是叫我们有吃苦的准备!”

“这是叫我们不忘艰苦的岁月!”

“这是给我们打预防针!”

“这是让我们迈好第一步!”

“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我们一定给‘北京人’三个字增光!”

“……”

粗嗓的、细声的、低音的、高音的回答,给这个别具一格的“宴会”,增加了特殊的青春色彩。决心在无数双眼睛里炯炯放光,热血撞击着每个青年人的胸膛。苏坚在这灼热的气浪中,似乎变得年轻了,他走马灯一样在圆桌之间穿来穿去,两眼闪烁着激动而欢欣的泪光。他走到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年轻人旁边时,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这个皮肤白皙、头上抹着薄薄发蜡的青年人,一只手拿着窝头,一只手端着白菜汤碗,咬一口窝头,喝一口菜汤,仿佛没有菜汤当调料,窝头就会卡在他喉头无法下咽似的。他还时而把窝头放下,对着白菜汤碗出神。

“小伙子,想什么呢?”苏坚走了过去。

年轻人一抬头,尴尬地笑了笑:“是您?我……我没想什么。”

“一个人应当赤诚坦白,”苏坚拍拍年轻人的肩膀,“你说,我的话对吗?”

“当然。对!对!”那个青年脸上泛起红晕。

苏坚思忖了一会儿:“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话,你的名字叫白黎生,是吗?”

年轻人惊异地望着苏坚:“您怎么会知道?”

“你别考我,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参加垦荒队?”

白黎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为了建设祖国边疆。”

“打头阵走了的俞秋兰同志,临行前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她希望团市委、团中央不要批准你去垦荒,她说你吃不了那儿的苦。”

白黎生手足无措地解释着:“她在农机学校,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她并不太了解我。”

苏坚仰脖笑了,他诙谐地说道:“她了解你也许比你对自己了解得还要清楚。你去北大荒,是不是对俞秋兰同志的跟踪追击?”他挥舞起手臂,在半空中比画着,“说得形象一点,就如同一架‘僚机’,紧紧追踪着‘长机’那样,形影不离?嗯?”

窝窝头的宴会上响起了一片笑声。白黎生窘得低下头来,搓着衣角,腼腆地喃喃低语着:“不,我不是为了她……”

“年轻人,别不好意思嘛!”苏坚掏出自己的手绢,给白黎生擦擦脸上的汗珠,继续说道,“我国古代《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诗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年男女之间总要产生爱情,这没什么奇怪的,你不是在学校里,曾经把小俞同志比喻为普希金小说中的‘村姑’吗?你说你用生命追求自然美……”

“苏书记,您……”白黎生连耳根都红了,“您别说下去了。”

“小白同志,我所以来找你,不只是受俞秋兰同志委托,希望你不要去荒地。”苏坚第二次拍打着白黎生的肩膀,微笑着说,“在半个多钟头以前,你那个在学校教法文的妈妈,又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尊重你个人的意志,但她说你落生在法国,是喝巴黎牛奶长大的,担心你经受不了北大荒的暴风雪。我答应她,再来动员你一下,你看,我这团中央书记,不但做促进工作,还做你的‘促退’工作哩!你慎重考虑一下,如果决心不那么大,待会儿从行李堆中找出你的行李来,我叫司机送你回家。”

“不——”白黎生低垂着的头颅,猛然仰了起来,“我去北大荒去定了,我受得了那儿的苦。”

白黎生说话的口气是坚定的,“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身材矮小的苏坚,一步跨到椅子上,放开豁亮的嗓门,对垦荒队队员们说:“同志们!白黎生同志刚才回答得很好。很难设想,你们到了荒地之后会一帆风顺。有斗争有痛苦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经得起生活的磨炼。如果叫我谈谈爱情问题的话,我祝愿你们中间,未来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但要牢记一点,对比儿女情来说,‘祖国’两个字是至高无上的。我不看谁的口号喊得响,我要看谁最经受得住艰苦生活的磨炼!好了——大家手里的窝头和碗里的菜汤都凉了,快吃饭吧!”苏坚跳下椅子,坐在白黎生身旁,嚼开窝窝头了。

这时候,一个年纪已近三十的老青年——被几个垦荒发起人选为党支部书记的迟大冰,走到苏坚的身旁,面带疑虑地汇报说:“苏书记,现在八十一名垦荒队队员中,还有两个人没来报到,离上火车只有三个小时了。”

“谁?”

“马俊友和邹丽梅。”迟大冰翻看着小本子说。

“马俊友?这个青年人我打保票了,他是我战友的独生子。邹丽梅嘛……”苏坚沉思了片刻,说,“就在今天,她爸爸妈妈找到办公室里哭哭啼啼,说他们家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这时候还不到,一定是爹妈当了拦路虎了。谁知道是‘虎’截了人,还是人降了‘虎’呢?干脆,你把她的名字抹了吧,去掉第八十一个。”他果断地打了个手势。

其实,横在邹丽梅生活道路上的,不仅是“虎”,这个身材窈窕的姑娘颈上,还戴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

她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她的家业兴衰,既带有马克思《资本论》中早已指出的吸血共性,又带着暴发户的独特个性。邹丽梅的爷爷,是个乡村地主兼城市的资本家。到了她父亲邹达海这一辈,家业中落,万贯家财倾荡在她爸爸手里。邹达海青年时代,在北平志城中学读书,几乎门门功课都是零分。他喜欢吃喝玩乐,玩鸟、打猎、斗蛐蛐儿是他三大拿手本领。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少爷了,还常常蹲在古老的北平城墙根下,或趴在郊区的乱坟岗上,和一些不务正业的狐朋狗友,用嘴吹着瓦砾杂草,寻找着能征善战的蟋蟀。因此这个纨绔子弟的家里,最大的私藏是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蛐蛐儿罐子。邹丽梅还没落生到这个世界,邹达海就把老当家的活活气死了。

邹达海失去了家庭的唯一监督,带着一群和他一样的花花公子,在北平的街巷荡来荡去。邹丽梅的母亲——原来邹家的一个使唤丫头,无力拴住这匹溜了缰绳的野马,只能泪眼巴巴地看着他浪荡街头。邹达海右手食指挑着一个鸟笼,左手牵着一条尖嘴瘦腰的洋狗,每天出入赌场、古玩店和晓市,“袁大头”从他指缝间像水泻一样流出,到了30年代中期,他几乎把家业倾荡一光。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有志的青年纷纷奔赴抗日战场,为祖国的兴亡捐躯献身。邹达海这个穷公子哥儿,心里没有“祖国”这个概念,仍然像个幽灵似的在北平烟花柳巷进进出出。不过,他不像从前那么悠闲自在了,因为他失去了那支配一切的东西——钱。他先卖掉了鸟笼子里的绿头鹦鹉和金丝雀,又当掉了翡翠玛瑙和金银首饰,最后连那条德国种的洋狗也被人牵走了。家里剩下的只有房产,以及门口那一对搬不动的石头狮子,还有他怀了孕的妻子。

那些年头,北平、天津一带流行着一种新式赌博,它既不像西班牙的斗牛,也不像美国的拳击,让那些阔佬可以把赌注压在公牛的犄角和拳斗士的拳头上,而是用蛐蛐儿进行赌博,把“袁大头”押在蛐蛐儿的利齿上。邹达海自认为是养蛐蛐儿的行家,决心要在这小小的躯体上孤注一掷,要么中兴家业,要么成为抱瓢要饭的花子。他根据多年对各式各样蛐蛐的观察,认定棺木中吃死人骨头的“紫牙”咬架最狠,便到香山脚下一片古墓中,逮来一群“紫牙”,让它们格斗厮拼,进行优选。最后,选出了一只翅膀上挂金星的梅花翅,当成他命运的最后主宰,去和天津一个绸缎资本家对垒。

邹达海那个苦命的妻子,听见这一消息,双手紧紧地攀住他的胳膊,苦苦地哀求着说:“达海,你行行好吧!肚子里的孩子都九个月了,再有几天就该……你把瓦片都输光了,让孩子生下来,连个窝都没有,我们可怎么活呀?!”

邹达海甩开妻子的纠缠,抱着蛐蛐儿罐子扬长而去。这个苦命的女人,怎么能知道她的丈夫不但把房产投入赌注,而且连她也押进赌注之内了呢?!天津那个绸缎资本家,看上了她的姿色,双方签字立约,除了赌财产之外,还要赌人。邹达海想钱想得红了眼,对于对方的女人是妙龄少妇还是老丝瓜瓤子概不过问——在旧中国,这就是女人的全部价值。

尽管此时国土上已烽火连天,日本铁蹄已经踏过长城,这个轰动了北平的赌博新闻,还是吸引了无数地痞、劣绅、太太、小姐,以及无聊的新闻记者,他们像苍蝇叮臭肉一样,挤上前门城楼围观。

双方的蛐蛐儿罐子都蒙着红布,公证人掀开红布,把两只好斗的蛐蛐儿同时扣进一个大陶瓷罐里。这时的邹达海,睁大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额头青筋乱蹦,简直如同一头充了血的公牛。那位绸缎资本家,却好像全然不把这场赌博放在心上,他摇着一把羽毛扇,和围观的观众谈笑自若。他心里是很踏实的,即或是这场赌博输了,也输不掉他的全部家业——因为邹达海的赌注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正想把他那难缠的女人甩出去,换个年轻的丫头呢。对于邹达海可就不同了:赢了,可以过上从前的日子;输了,花子抱瓢沿街乞讨……

两个黑色的小动物振翅鸣叫了,闷罐里响起沙沙的回音。公证人用挑逗蛐蛐儿的软毛探子,在两只蛐蛐儿中间晃了几下,蛐蛐儿的拼杀开始了。邹达海从墓穴中逮来的蛐蛐儿,抖动羽翅,露出尖尖的紫牙,勇猛地向对方冲了过去,第一口咬断了对方的长须,第二口叼住了对方的大腿,第三口……邹达海十几年苦心经营蟋蟀,在这短短的瞬间得到了回报,不到半分钟,邹达海就成了小报记者拍照的对象。

这场赌博使邹达海成了一个时来运转的暴发户,不但中兴了衰落的家业,而且添人进口,绸缎资本家的女人,也成了邹家的人。她是个王熙凤式的女管家,到了邹家如鱼得水:第一,邹达海不但比她那大肚子蝈蝈一样的男人年轻,而且还有着浪荡公子的潇洒外表;第二,邹达海原来的妻子是个丫头出身,对付这样的女人,她的能耐是绰绰有余的。

正好,这女人进邹家门那年冬天,邹丽梅落生了。古话说:“迈门花,妨三家。”头胎就生了个丫头,对邹家说来不是吉兆。她趁邹达海到鸟市买鸟去的机会,在三九天滴水成冰的日子,捅开了产房的窗户。也许是由于邹丽梅的母亲“命硬”,她虽然得了产后风,却没有中风而死,只是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所以,从邹丽梅有记忆那一天起,她的母亲就是个卧床不起的瘫子,她记得母亲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梅,你怎么是个女的?”母亲抱着她的头痛哭。邹丽梅当时只会用灼热的小巴掌,抹抹妈妈脸上的眼泪——她还不能理解她的全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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