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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梦》序言]
近几年来，我不断收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询及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限于时间和能力，我没有能一一作答；现在，我把这几年内发表在报刊上和小说创作有关的文章，筛选了一下编成这个集子，算作对青年朋友的一个总的回复。
收进这个集子的东西，有创作谈，有艺术论；有的文章谈自由创作的得失，有的文章评论了青年习作者的作品。我是个才情不高的作家，至今还是个不懂创作ABC的门外汉，因而恐怕有负于热心的读者，偏颇之处恳望教正。不过，应当使青年朋友知道的是，在编选这些东西时，我抱定了力戒侈谈空头理论的宗旨，力求能对文学创作——这个复杂的精神劳动，以及文学创作的底蕴有所揭示；准确地说，它不是以评论家的眼睛看待文学创作，而是以一个饱尝过文学创作中酸甜苦辣的作家喉舌，来倾吐对小说创作的感受，也许会使青年朋友感到亲切一些。仅此而已！
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命名为《文学的梦》，除了集子之中有这样一篇东西之外，意在表明，在艺术的圣殿面前我还有许多的未知数求解。集子以《创作与生活》开篇，以《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收尾，这不仅仅是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也可以理解成我的艺术宣言。
1984年12月于北京
[多余的话——《从维熙新时期中篇小说集》后记]
有时，原是短篇小说的构思，完稿时却成了中篇小说。这不是我有意去拉长，实因奔涌而出的生活，不断溢出稿纸格子，使笔锋如脱缰之马，欲收而不能。
中篇小说究竟应该具备哪些要素，这是理论家和教授们研究的问题，作家只要向稿纸上“喷血”就是了。写作最忌不孕而育、无米而炊，非实体感升华成的艺术空灵，如烟似雾，虽炫目一时，而欠缺生命之永久。
有花之果——充实。
无花之果——沉甸。
有花无果——虚幻。
我追求充实、沉甸，力戒虚无缥缈。仅此而已。
1986年8月7日夜于北京
[香港版中篇集《方太阳》自序]
收进这个集子中的《方太阳》和《风泪眼》两部中篇小说，皆是我在1986年内发表的新作。《方太阳》刊载于《人民文学》，《风泪眼》披露于大型文学刊物《十月》。
《方太阳》顾名思义，不外指太阳是缺圆之蚀。人性本应也是一个全圆，但自古以来不断得到儒学的匡正，直至今日。《风泪眼》是我回眸在非正常年代劳改营生活的一瞥余光。忆往昔，政治季候风年年刮月月刮，中国知识分子又总是被置身于风口，医学上见风就像残烛般垂泪的“风泪眼”患者，已转化成社会上老百姓的通病。《风泪眼》是我以《鹿回头》为总题目的系列中篇第一部，背景时间跨度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目前，第二部《伊甸园》正在落墨，六部系列中篇完稿后，是一部组合长篇。届时，如有可能，将由香江出版公司奉献给读者。
谨铭记于此，并自励之！
1987年9月10日于北京
[《鹿回头》系列中篇集序]
《鹿回头》第一部，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卷由系列中篇组合起来的长篇小说。篇与篇之间，并无丝丝入扣的连贯性，但人物命运的底蕴却相承相接，有着严谨的历史轨迹和生活逻辑可寻。第一部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上篇《风泪篇》和下篇《阴阳界》。
小说计划三部而终。笔锋将从中国60年代初期，延伸到70年代之尾。小说涉猎的生活领域十分广泛，有劳改农场，有大山旮旯，有喧嚣的城市，有寂寥的荒村……笔者力图展现这个历史年代纷繁的真实画面，上自权贵，下至俗民美的、丑的，聪慧的、愚昧的，政治的、文化的，崩溃的、新生的……由六个局部的生活流图的对接，构成中国社会的一幅肖像。
小说中步履艰难的主人公索泓一，是我灵魂中的朋友。他们有的已在当逃犯时当了冤枉鬼，有的历经磨难却活到了今天。谨以此书作为对那些死者的一纸祭文，并献给生者用以回盼昨天和展望明天的纪念。
1988年2月20日
[《德意志思考》——国外游记集序]
李湜兄复出后主持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向我约稿。我和他过去在同一个劳改队，度过一段悲怆的岁月；当时他在厨房掌勺，曾给我虚弱的身体以营养；今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刚刚支开门面，食之桃李谢之木瓜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是我近几年迈出国门走访大世界的一些观感，文章涉及人文、历史、哲学和东西方心态的差异。记得，从儿时起，在学堂上就知道了中国有悠久的灿烂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诞生了孔子，至于长江、黄河、昆仑和敦煌、半坡、云冈文明，更是炫人耳目。诚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有着无与伦比的辉煌。歌德曾说：“我们祖先还在树林子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小说了呢！”（见《歌德和埃刻曼的对话录》）欧洲一代哲人伏尔泰，更是对中国儒礼之圣的孔孟顶礼膜拜（见《欧洲哲学史》）。但是，这一切都是祖先创造的辉煌，走出国门一看，世界已如同烙饼翻了个儿，中华文明日见衰落，这虽令人内心绞痛，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悲恸之余，写出《德意志思考》一文，想从失落中探寻缘由。一篇5万多字的文章在《花城》发表后，居然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可见得许多有识的中国人，都在严峻地审视自己民族心态的劣势，为中华民族的落后而焦躁不安。故而这本集子，题定为《德意志思考》。
书中其他文章，有抒情篇，有友谊篇。还有几篇是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他们如同在惊涛中的弄潮儿，有竞争胜利喜悦的记录，也有奋进中跋涉的足音。在《莱茵河的舟影》一篇中，还涉及了遇罗锦在西德的放荡生涯，写她并非作者本意，实因为那篇文章之必须，读者读罢通篇就会清楚了。
借此，再次向关心我作品的读者致以谢忱。
1988年11月22日于北京
[野浮萍与“野浮萍”——台湾版《野浮萍》序]
小小绿色浮萍，顺水漂流，随风卷浪涌向四海为家。
记得在童年时，我常沿河畔追随水中浮萍而跑。当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它为何在水上漂浮。它似乎很欢快，似在为喧闹的小溪充当小小的喜剧演员。
它跑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则赛它不过，跑得热汗淋漓气喘吁吁，只好望着那一片片圆圆的绿叶，渐渐远去，流向无垠之天际，直到随水而逝……那时，我透明得如同一泓清澈见底的净水，心灵和大自然融合为一。一个无斑驳杂色的赤子，哪知野浮萍小小身躯中，凝聚着的却是天上地下万物的全部悲哀；它的悲剧特征不是以悲剧面目出现，而是以喜剧作其闺帷——小溪、流水、青草、野花……都成为其喜剧幕布，而它扮演的却着实是悦中藏哀的悲剧角色。
当然，这是我的赤子童心被生活蛀噬之后，才萌生的悟性感觉。赤子童真只能看到生灵的外壳，而随着岁月年轮的延伸和扩张，一双童眸中的光泽虽然蜕变得混浊起来，但却能对生灵由表及里地进行一番观察了。特别是历经二十年“老君炉”里的蒸煮煎熬，双眼虽然不能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媲美，却也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能。因而小说中的人物——志愿军战俘姜羽，也就难以充当快乐逍遥隐形人的角色，而被曝光于文学屏幕。这就是《野浮萍》的分娩过程。
作为万物之灵的“野浮萍”与水中漂浮植物野浮萍，虽然姓名一样，却有显著的差异。据考，后者水上漂浮植物，它之所以随水漂流，缘于没有根脉扎在水下泥土之中。
而《野浮萍》中的姜羽，原本是把根牢牢扎在中华沃野上的，作为一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他明知回归故土后，可能会受到误解和歧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板门店谈判”后“南门”和“北门”之间的“北门”，魂魄和肉体同时回归故土。但发生在黄土地上的一次次政治地震，让姜羽因战俘这顶铁帽而屡屡受到“洗礼”，到了“文革”年代，他接连着泥土的再生根终于断裂，成了非水上植物的水上浮萍。
小说发表后，在一天夜晚突然接到研究楚辞权威的文怀沙教授的电话。他对小说的溢美之词我无动于衷，使我为之动情的是，这位八旬的“文翁”说我还没有丧失文人的良知。我手拿电话听筒，沉默了许久之后对“文翁”说：
“您何以扯起这个话题？”
“文翁”答曰：“这几年良知被狗吃了的文人太多，我是有感而发。”
我说这首先是由于一些“文棍”充当起打手，“文革”打手使文学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了之故。君不见连巴金老人的“讲真话”之说，也受到了有些报刊不点名的变相批判吗？
“文翁”激动起来，语音颤抖着：“不讲真话难道要作家去讲假话，真话当然不一定就是真理，但真理必然孕育在真话之中。假话你就是说上一车皮，也不包含一丝真理的基因……”
我想，“文翁”这番有关真话假话的辩证法，正好可以为《野浮萍》的写作当作最明快的注释了。
当然，在“联经”出版我的这本拙作中，不仅仅有《野浮萍》一篇，还有近一两年另外几部中篇小说新作，如《猫碑》《落红》《鼻子备忘录》等，但从宏观的视野上去看，其他几部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生活背景各异，但都犹如在波峰浪谷中沉浮的小小浮萍，在无尽长途、貌似欢悦的旅程中，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
目前，此书在大陆已然以《鼻子备忘录》为题出版，并由华艺出版社与王蒙、莫言、刘心武，张洁、谌容、梁晓声、张抗抗、王朔等新作并网，组编成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文学前辈夏衍为其“大系”书写序言时，提及了这是一些“作家敢于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着的清规戒律”之作。然否？好在《野浮萍》已在台湾面世，或许文学像酒一样，需要纯净的时间。我期待台湾文学界同行以及读者的诤言和裁决……
1990年夏于北京
[香港版《酒魂西行》后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有试笔之作的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包括系列短篇小说），以及一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第一次集结成书，由大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台湾皇冠出版社分别出版。
几次和平鑫涛夫妇会晤，平先生和琼瑶女士给我留下朴实无华的良好印象。不知为了何故，看见他俩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联想起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睡莲》。那绿色的荷叶当然是平先生的象征，而琼瑶女士则是那一株安详的睡莲。近读琼瑶自传，掩卷遐思，更加感到莫奈的《睡莲》，似为平先生和琼瑶女士而画。
上次平先生来京时，要我把《走向混沌》交皇冠出版。他索稿迟了一步，稿子已被另一家出版社拿走。此次平鑫涛夫妇来京，适逢书稿《酒魂西行》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时，便复印一份，交给平鑫涛先生成书。
我想：一个作家在艺术上总该有些求新的探索。此书中的《灯和灯的影子》一篇，是一篇没有人物的小说。系列短篇《酒魂西行》则试图以怪诞手法，表现人世间更为荒唐的严酷生活。中篇小说《方太阳》，笔墨触及了人性及伦理的范畴，但它并不抽象、空灵，它和我们脚下这块黄土地联系得非常紧密。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们这块黄土地独特的产物。
不饶舌了。因为读者永远是文学的神圣法官。
1989年10月4日夜于北京
[《人生绝唱》散文集序]
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张志春同志来京组稿，问我有没有作品交家乡出版社出版。我心惶惶，因为在十年内我出版的二十多本著作中，竟然没有一本由家乡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记得，前几年曾有来自故土的编辑，约定我的一本书稿，后因该社经济拮据，而无法成书，编辑同志来信，向我表示歉意。当时，我已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出版行业，十分理解出版业之艰难，因而并无怨言；适逢中青出版社向我索稿，此书稿便交中青出版了。
我当时虽无怨言，却不无遗憾。我落生于燕山滦水之畔，冀东大地的五谷杂粮，铸造成了我的七尺男儿血肉之躯，自古出“慷慨悲歌之士”的热土，怎么能不留下我一履文学足迹呢？！因而在诚惶诚恐之后，我答应马上为“花山”编一个集子，并尽快寄给养育过我的乡土。
集子的首篇散文《童舟》就是献给冀东大地的。那时候的我，就像一朵睡莲，还沉睡在大自然的襁褓之中；那时候的我还没睁开睡眸；日月星辰和纷繁世界，都像一个七彩的梦幻。《梦回故园》一篇，是我历经生活的沉沦和沧桑之后，伴随从台湾来寻故的小姑，一块去“伊甸园”拾梦的。写时，很动感情——那是1990年夏天的事情。
散文集中还有一篇《重访白洋淀》的千字小文，编选时曾想将其删去，但我想到集子中写乡土的文字太少了，便又把它保留了下来。其他的散文，我割裂了发表它们时的时空概念，分门别类进行编排，这对作者是个不情愿之举，但这样的归纳，利于读者选阅。文学至高无上的上帝是读者，而不是作者本身的自我价值。
还值得一提的是，散文集中还囊括了我近年的“艺术随想”新作，它既是在透视和剖析文学自身，自身又是文学的另一品类。这是不是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谈论文学时的“楚河汉界”？我说不清；但我觉得作家是有别于评论家的，孙犁同志多篇精辟的艺术断想，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的范例。孙犁同志这种品类的文章，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散文的典范之一。
序言忌长宜短，自序到此搁笔。
1991年10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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