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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淬火——山崎丰子印象]
岁尾年初，我接到一个领取邮件的通知单。巴掌大小的纸片，在我眼前翻来覆去，不知是何人所寄，亦不知寄来的为何物，后见角角上印有海关验关的图章，才断定它是海外寄来的邮件。
谁呢？为什么事先没接到来信？
我面前闪现过去许多国外亲友的面孔，唯独没有想到山崎丰子。
而从邮局小窗，递给我的邮件，硬壳包装上打着山崎丰子的名字，正是这位以长篇小说《华丽家族》闻名遐迩的她，从东瀛航寄至北京的。
像往年一样，1992年年初我接到题在贺年卡的、书签上的祝福多篇，它们像五颜六色的祥云，飞进我居室的窗口。山崎丰子寄来的不是祥云，它状若一块厚厚的石砖，打开硬壳一看，才知是她最近出版的三卷本的长篇新著《大地之子》。扉页上除了用墨笔书下的芳名之外，还有她分娩此书的艺术自白：一刀磨十年。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期，我从《华丽家族》的荧屏上，首先结识了山崎丰子的著作。视觉的感观告诉我，山崎丰子是个直面人生的作家，因为从华丽家族的繁衍、角逐和人性的曝光中，可以嗅到资本生成时日本社会脂粉搅拌着血腥的气息，从而管窥到作家洞察生活的能量以及指导她进行创作的写实主义艺术观。仅此而已。但就这一点而言，很符合我这个历经二十年底层生活，几临大难而不死，并被这种苦难生活磨碎了早年对田园诗情创作追求的作家胃口。因而我觉得我理解她的创作。
大概是80年代中期的一年盛夏，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山崎丰子突然光临蓬门荜舍。事先，外事部门告知我：她急于见到我和张贤亮，她想同我们探讨一下“大墙文学”。当时，我颇为不解，不知一个昔日泼墨于豪门的作家，何以会对“大墙文学”来了兴致。
山崎丰子个头不高，年纪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但是她的言行举止却毫无老态，进了客厅，她首先拉着我母亲的手，恭谨地说：“您是中国的伟大女性，一个承受了多少苦难而没倒下的母亲！”
我很愕然。
我母亲亦无言以对。
翻译告诉我，在日本她已经叫她的助手，翻译出我的一些小说和资料，因而对我的身世——包括对我母亲为我沦为囚徒而付出的牺牲，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占有翔实的材料；为她即将落墨的一部长篇小说，储备热能。
我仍然不解其中奥妙：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对一个隔海的扶桑作家，会有什么启示意义，山崎丰子何必如此这般地浪费精力呢？！翻译把我的质疑，转述给了山崎丰子。她那张本来就有着丰富表情的脸，因绽开了笑靥，而显得更为活泼多姿；仿佛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似的，比画着手势对我说道：“我想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主人公有着一段经历和您近似。”
“日本的题材，还不够您写的吗？”我觉得这老太太舍近而求远，很划不来，“比如写《华丽家族》的后代，就像美国作家的作品《根》那样，一部连着一部，而成为日本社会的文学长卷……”
山崎丰子拉开背包，取出一部四卷本的《华丽家族》赠我。她说她已完成了她写此书的心灵使命，现在的她心灵使命驱使她，写一个战后日本军人，留在中国大地上的遗孤。她怕我听不出个门道来，索性直说她的来意：“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后，善良的中国母亲，不知收养了多少日本孤儿，我深深为此而感动。但是，我也确知其中的孤儿，长大了成为中国公民之后，有的命运和你酷似，1957年后沉沦为囚。我想，这是既富有历史纵深感，又有强烈现实感，一个跨越国界的大题材，便特意来拜访您了。”
她很客气，亦很坦诚。她说她早就有写这个题材的打算，直到80年初期，才下定决心。说这番话时，她眉宇间显露出不可更动的坚定。尽管我被她的勇气所感动，但内心却深感这是个非常难以表现的领域。之所以如此，实因“大墙”是一座帷帐，中间深藏着许多“特殊”的东西；我亲自领略过这些“特殊”的馈赠，因而不觉其难，一个远在东瀛的日本作家，能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生活经纬吗？
诚然，在往昔的岁月，我确实目睹过黄头发、蓝眼珠的混血儿，或不明国籍的非中国人，浪迹“大墙”之内。山崎丰子女士写这一题材的生活依据是充分的；但是隔着几米高的大墙，她怎么能把其间的生活细节，表现得活灵活现呢？
我十分委婉地把我的疑虑，通过翻译告知她。哪知得到的回答却是：“越是艰难，越有兴味，你们‘文革’样板戏中的一个英雄（指杨子荣），不是有这样两句唱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她边说边做出一个打虎上山的架势，一只颤巍巍的拳头伸过她的头顶。
我笑了：“您需要我提供您什么帮助，我尽力为之。”
她说：“一切一切。”我摇摇头，表示无从谈起。
“这么着吧，您谈谈您在劳改期间的饮食起居、劳动场景、住舍环境。一句话，谈什么随您的便！”
我对此提出修正，说：“您还是提具体一点的问题吧，二十年我走过了不少驿站！工业活儿，农业活儿，各不相同；即使同是干工业活儿，砖窑的活儿和挖煤的活儿，又有异同……”
“您谈谈您在劳改农场的生活吧！”她终于把镜头焦距对准了一个景观，“比如，您早晨几点起床？”
我说：“没床，只有土炕。”她说她知道中国北方土炕是什么模样，不知我们早上起炕是吹军号，还是吹哨子。
我说：“敲一截悬在半空中的铁轨。”山崎丰子笑了，满脸浅浅皱纹堆在一起，显出一副惊愕和意外的神情。同时，她手中的笔，忙碌地挥动个不停；她记录有个特点，可以两眼不看纸笔，而专注地看着我，好像她是千眼佛，手指上也长着眼睛似的。
“之后是洗脸、吃饭、集合站队、出工。”我继续说，“吃的嘛，中午多是大米粥，有时也吃糊糊；为干活有力气，还要加上一个窝窝头。”
为“糊糊”二字，翻译费了不少口舌，最后是用糨糊一类的比喻，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至于“窝窝头”这个词，她说她晓得其形象，就用手指弯成个圈圈，表示这种食品中间有个空心洞洞。
“您觉得在农场劳动中，干什么活儿最累，留给您印象最深？”
“割稻子，顶着星星出工，顶着星星收工。”我说，“整天把腰弓得像个虾米，常常爬到炕上，就像死猪一样睡着了。”
“挖渠呢？”山崎丰子问道，“您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写的劳动场景，是真实的吗？”
“是的。”
“何以证明它是真实的？”
我觉得这位日本老太太问得太细碎了，索性拉开衬衫的衣领，让她看我留在肩上的秘密：“看见了吗，我是用左肩抬土的，为了争取好的改造表现，河泥的重量有时压断了我肩上的扁担。您仔细瞧瞧，两个肩膀，左边比右边凸起一个肉疙瘩，这是磨出来的！”
山崎丰子失去了挂在脸上的笑容，她凝神屏气地注视着我的双肩。使我感到手足无措的是，片刻的沉寂之后，老太太两眼竟然流淌下了泪滴。我赶忙合起衣领，强作欢笑地说：“这里藏着的是昨天的历史，也藏着文学。当然今天已不同于往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知识分子境遇得到了改善。您看我不是出了十多本书了吗？”
“这个左肩上凸起的肉丘，内涵太丰富了。”山崎丰子用手绢擦擦泪痕，又擤擤酸楚的鼻子，“我理解了‘大墙文学’之父的渊源了，我将以您的这种坚毅精神，写出我的‘大地之子’！”
“我衷心祝贺您能成功。”
老太太因文人的浪漫，而失语说：“待我写成这部书，该算是‘大墙文学之母’了吧？！”
我笑了。翻译也笑了。她自知此语失当，连连摇头并吟吟而笑。后又有意把玩笑开到了极致，她玩世不恭地耸肩说：“这就可以和‘大墙文学之叔’张贤亮，合并成为一个‘大墙文学’的家族了！”
这就是我和山崎丰子的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当天，还说了很多文人之间风趣的话，我都已无从记忆；我能记得下来的，她似乎还要求我为她画一张监舍和铁丝网的地貌图。我告诉她，此图我无法奉献，因为各个劳改驿站的环境，除了岗楼和铁丝网一样之外，其他都千差万别，我建议她能亲自去劳改农场走一走，以增加感观印象。
说心里话，当时我晓得山崎丰子是个“老天真”，只凭耳闻，而不去“下马观花”，她是无法进行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创作这一行当，有的可以靠间接感受而使灵感升腾为电火弧光，比如苏联（当时的称呼）第四代写卫国战争的作家，希特勒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苏联时，这一代作家怕还是父母身上的染色体，他们根本没有目睹过这场战争。但间接感受，这第四代作家仍然写出了描述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他们从人本主体出发，略去庞杂的战争场面，而侧重于战争和人。而山崎丰子想写的这部大著，只有间接感受或靠艺术折光，是难以完成其宏愿的，因为她的长篇小说要出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劳改农场，以及特定劳改农场的特定的人。我甚至以为，这位日本著名作家，会知难而退在中途折笔，而另谋新的题材领域。
大概是在1987年秋，我突然接到她打自宾馆的电话。她让翻译告知我，她又来到了北京，得到了司法部门的协助，她将去西北某地一个劳改农场参观访问，还说她将顺访一下张贤亮，我既为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又为她的西北之行的壮举而惊愕。我对翻译说：“请转吿山崎丰子女士，我有工作缠身，不能奉陪她同往西北，但我的精神与她百折不挠的精神结伴而行。”如果我记忆没有失误的话，1988年的暮冬早春，山崎丰子女士第二次按响我家的门铃。北京的春天，常因缺少绿色帷帐，而风沙肆虐施威。我不知道她脸上的霜尘，是属于北京，还是属于大西北沙暴的馈赠，反正她本来白皙的脸，蒙上一层沙尘的褐色。由于这层“面纱”之故，她反而显得比初见时要年轻、健壮了些。
“你好——”
“你好——”
把“您”改为“你”，去了客套，又拉近了距离。这是她唯一能说、唯一能听懂的一句中国话。
“行程很难吧？”
“很难，但收获很大。”
我们在沙发上坐定，她开始向我讲述她走访劳改农场的感触。她先讲述一些使她心里满足的东西，比如犯人可以学文化、学技术；积极改造可以得到减刑，以及刑满离场之后可以重新到社会上工作之类的事情……
我打断她的话，提示她一句十分重要的话：“你未来作品主人公生活的劳改农场，是归属于那时候的公安部门管理；现在的劳改场所，可是属于司法部门管理。希望山崎女士别弄得混淆不清！”她说她明白这一点。不同于现在的是，那时候有“留场就业”这个词儿，它是不允许刑满的人，回到社会上去工作的同义语。
我点点头，觉得山崎丰子当真不虚此行，连劳改队里昔日的专用名词，她都搜罗到了，这是很难得的。
“可是我也有不满足的一面，”她说，“我看到严酷的东西不多。”我笑笑说那是司法部门管理劳改场所比过去公安部门管理有了改进。她先是点头，表示同意，后又摇头，表示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她说：“我接触的改造对象说，还有让犯人给队长住家去干个私活什么的。”
我说：“这种事情，过去司空见惯。”
“他们是犯了国法，为法律服刑啊！”她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他们可不是某个劳改干部的雇工，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服役者呢？”
我默默地听着。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不想插话打断她的思路，而只想审视她是否真的有了进行小说创作的可能。她告诉我，她去了监舍，去了劳动工地，她观察了一切她能涉足的地方。她说她十分感谢司法部门，给予她的特殊方便和大力支持。说着，她摊开一个荷叶本儿，叫我看她勾画得乱七八糟的图形和夹缝间的日文记录。她说如果没有这次西北的“下马观花”，说不定会在将来的小说创作中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细节！因为事先她的一些策划，和她目睹的生活实际距离甚远。
“你的收获不小哇！”听完她的自白，我祝贺她不凡的西北之行。
“大大的。”她很得意。
“有令你不满足的东西吗？”
“刚才，我已然说了一点，”山崎丰子想了想，收敛了她脸上的微笑说，“有的不仅仅是不满足，而是不满意。你想听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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