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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画像]
[三十载云和月——温州邂逅洪禹平君]
北国冬日，南国才进秋时。
与斤澜、曾祺、心武、燕祥诸文友，走马观花于浙江温州。下车伊始，我托温州文联同志转告洪禹平君：我来了，将去乐清看他。
大约在1990年夏，我接到禹平君从温州乐清县来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言及在街头书摊上，偶然买到我发表在《海南纪实》上的《走向混沌》，当夜读至更深，辗转反侧而不能眠。此行南下，便特意为禹平君带书一册，除叙离情之外，要向他面陈《走向混沌》中的一点失误。他在1990年夏的来信谈及书中在一个细节上有所疏漏，指出他和我曾经在1953年冬见过一面的，而书中错写成：连从未谋面的洪禹平，在1957年也被牵连到这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
记忆这个玩意十分怪诞，苦思冥想而久久不来；禹平几页薄薄信笺，若同一片片梦中祥云，使禹平君神奇地从云端飘逸而至：米黄色的风衣，潇洒的神态，一副十足的白面书生的面孔。江浙的楠溪、雁荡之水滋润了他的发肤——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
和这位美男子相见属于巧合，见面的地点也十分蹊跷，那地方是北京郊区刚刚建立起来的第一座拖拉机站。他当时好像是文化部系统的一个九品小小文官，我则是刚被调到报社，年方二十一岁的助理记者。两人都掏出小本本来，尾随着拖拉机站的崔秘书在“斯大林80”和“德特56”型号的机旁转来转去，听崔秘书讲解着各种型号拖拉机的性能。于是，我们不仅认识了那庞然大物“斯大林80”，也彼此知道了“字号”。当晚，我和禹平君同住在拖拉机站一间溢满机油味的小屋里；谈及没谈及文学我已忘记，但我已记住了禹平君曾在浙南打过游击，是年轻的“老革命”。我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这蹊跷的一夜缘分，竟然鬼使神差地使我们成了1957年一张网里的鱼。这简直若同张天师勾画天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般，荒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想问一下缘由，去向谁问？
何况当时有嘴像是无嘴，双唇已被贴上了封条，启齿还有何用？！因而，从我见禹平君来信那天起，就想见禹平君一面。走马温州的机遇虽然来得很迟，但毕竟来了，日程里有去雁荡山览胜一项，汽车正好又路过乐清，正好了却去看禹平君的宏愿。哪知，天公不解人意，采风团因时间关系，临时取消了在乐清县的逗留，眼巴巴地望着禹平君三十多年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车窗外飞驰而过。黯然神伤之际，不禁使我想起了命运不可知之说。昔日是“有缘千里相会”，今日则是“无缘咫尺难逢”，奈何？古人早对人间哀乐有所总结：事不如意常八九。
大概到了我们即将离开温州的前两天，我在饭店客房午休时，有人叩打我的房门。没等我做出回应，来者已推门而入，前面走着温州文联的诗人兼评论家唐湜，一指他身后的陌生来客问我说：“你还认识他是谁吗？”
“仿佛在哪儿见过。”我说。
“三十七八年不见了！我是洪禹平。”他伸出巴掌来和我握手，“听说你们在乐清没有停车，我特意赶到温州来看看你。”他挺拔而立，在握手的那一霎间，我记忆中那张俊秀的脸和眼前的面孔重叠为一了。他笑吟吟地对我说：“真是糟透了，路过我的家门，未能对老朋友尽上地主之谊。”“这不是见面了吗？”我也在笑，只是笑得有些酸楚。因为来温州后，听当地朋友说起他三十多年步履蹉跎。1957年被打入另册后，家庭便随之破碎；他眷恋浙南乡土，便回乡来了。待到1979年给“老右”改正时，由于他还乡多年，孤魂野鬼，便难找收容他的庙门。几经浙江—北京、北京—浙江往返周折，“球儿”才算滚进了网窝，落脚地是浙江省文联。在三十多年的风雨飘摇中，由于乡地乐清曾给了他赖以生存的温暖，他又重新回到温州乐清县来了。他说：“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昔日满腹宏愿，到头来成了蛰居山海一隅的世外陶渊明了！”
我一边为他沏茶，一边像相士一般端详着他。除去他额头多了几道皱纹之外，似乎昔日的风度仪态犹存。便开心地说道：“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十岁。”
他摇摇头：“老了，重要的是瓤子老了！”
对于我这半辈子，无须我再多说，他从《走向混沌》中，已可追踪到我一生的蹒跚足履。可是对于禹平来说，我一无所知，1957—1979年，对历史来说虽是一瞬，对一个“右派”来说，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日子。他说，他下放回家乡后，乡亲们对他还不错，插秧、开镰，跟着社员一块儿干活就是了。这是由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当地山区打过游击，乡亲们总把他当老革命对待，虽说误跌“右派”泥潭，乡亲们对他并没歧视。后来，这世道越来越乱，直到乱得不可收拾。说是为了避风也好，说是萌生了远离尘世的思想也好，他花钱买了一条小船，置备了渔网及锅盆碗灶之类家什，一个人，一竿篙，去和江河为伍了。
我说：“从旱地到水路，能适应吗？”
禹平兄淡淡一笑：“人的生存本能极强，到那份上，不适应也得适应，也会学会适应。这倒成全了我，日出月落，我驾着一条小舟，船上吃，船上住，落个逍遥自在。”
“有诗情吗？”我问。
“没了浪漫，只为谋生。”我想起了南宋时，为躲避战乱南逃至金华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笔下曾以描绘这一带江流中的舴艋小舟，抒发她的悲愤忧思。比如在《如梦令》中的愁笔：“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说李清照笔下的景致，令人心旷神怡。
禹平兄道：“怕是她的《武陵春》，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怕是我把他当渔夫的一段岁月，想象得太浪漫了。细想起来，他孤人一口，孤舟一只，又戴着一顶“老右”的“金箍”铁帽，处境还远远不如当时的李清照呢！女诗人只是多愁善感，不需要为换五斗米而去驾舟抡网。她只是站在江岸上独吟，而禹平兄当真下河抡网，心际之湖，怎么能用同一把尺子去丈量呢？！
“不过，这倒也给了我一个结实的身体，锻炼了我的生存技能。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谁独自枕舟而睡了？谁又能抡圆那沉沉的渔网了？”禹平兄仍旧淡淡地说，那神情似乎不是说他自己，因而很难从他脸上发现激动的神情，“当时，我在船上确实想到了古代落难于江浙的文人，似乎他们都没有咱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苦难多。当然，你比我的负荷更重了。虽没当过打鱼糊口的水上漂，经历的苦难比我多多了。”
我苦笑着呷了一口苦茶。
他奉陪我的也是一抹苦笑。
“蛰居乐清一隅的选择，可能跟我这段打鱼的生活有关。”禹平兄吐出嘴里的苦茶根，脸上展露出一点点兴奋的神色，“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就获得了比你更多的自由。现在，乐清有个号称‘电器城’的柳市，1979年前，我协助这个地方的小工业厂家，搞设计，搞推销，干得还挺带劲。到现在，柳市富了，请我回去，我倒甘居恬淡清泊的生活了！我想读点书，搞点文学研究，能不能行，还没有把握。”
我说：“老兄，像我们这号经过锤打的钉子，往哪个墙上敲，都能钻进去。我真希望老兄，不要扔掉手中那支笔！因为生活给我们的营养太丰富了，浪费掉了，怪可惜的！”
三十八年相别，我们话还说了许多许多。只是第二天，禹平兄和温州文联的同志，陪同我们参观了温州苍南县的“农民城”时，由于同往的人很多，便没有了叙旧契机，直到我们从温州返回北京。
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这位莫名其妙地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禹平兄，寄出了《走向混沌》，并在扉页上题签了“温故而知新”的古训。我长出了一口气，感情仿佛才平复了一些。因为那个年头实在太有趣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初识，也陪同我们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直到几十年后，才从初识变为相识相知，而且一见如故，这不是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吗？！
书寄出不久，接到禹平兄一封来信。信的大意如下：他收到《走向混沌》后，就被友人抢走，直到写信的头天，书才收缴回来。他连夜再读，感到我们这一代人遭遇很惨。他感叹再三之后，觉得此书之深刻意义不仅在于“温故而知新”也！信尾，他说他在啼笑皆非中写了三首给另一友人的自诩诗，请我一哂。我摘其中一首以飨读者：
忆昔京华曾壮游，
五湖风雪空淹留。
而今对坐青山老，
厚地天高一楚囚。
读禹平兄信后，当夜难眠，提笔胡诌歪诗一首，以志历史戏谑禹平兄之荒唐绝顶：
三十八载苦与咸，
噩运始自一面缘。
愿焚千页书稿纸，
悼祭禹平风华年。
1992年元宵节于北京
[献给新春的童话]
猴年新春，踏着北国的雪姗姗而来。在这多雪的岁尾年初，我接到苏州文夫兄寄来的新春祝福。它，不是写在有奖明信片上的叮咛，也不是印有温馨、幸福一类词句的贺年卡片；而是一个用香木雕成的小小书签，上有文夫兄的手书：百川东流。
起始，我顺手将其夹在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作集子里，以增加书页之浓香，并表达对文夫兄的思念。后来，我怕珍贵书签从书页中滑落，便取出来用红丝线穿其木孔，把它套系在写字台上那座美人鱼的铜雕上。百川东流，终归大海；而美人鱼是丹麦童话中海的女儿，为其加冕，则是最恰当不过的惬意之事了。
伏案笔耕累了，偶然抬头，见美人鱼体躯上垂挂着的那枚香木书签，颇似海的女儿在摇动手中木桨，那翩翩联想，不禁飘然而至：文夫兄是不是给美人鱼寄来了一个春梦？不但那书签的形状太似一支木桨了；她身下端坐的那枚我从西沙群岛捡回来的贝壳，又酷似一艘白玉雕成的小舟。有舟有桨，美人鱼似在“百川东流”的诱惑之下，想回归到大海中去呢！
“好一个江南秀士（陆文夫在文坛的雅号），你给美人鱼带来了一缕春思。”我哑然失笑地暗自独白，“亏你想得出来，这不是引诱海的女儿离我而去吗？”
凝神细想，便发现这是我在编织一个新春的童话。文夫兄虽然来过我的写作间，他怎么能记得住我书桌上的贝壳以及贝壳中的美人鱼呢？况且这支“木桨”又是我拴系在她身上的，这与文夫兄千里寄情有何相干？！暗嘲自己的痴呆孟浪之后，便觉得这支“木桨”，是送给我心河之舟的击水之具，似在提示我落墨于稿纸之前，要有百川东流的宏观视野，以防一叶障目，而犯了文学的近视症。文夫兄掷“木桨”与我，又仿佛是鞭策我在百舸争流的大江大河之中，要有一泻千里的恢宏气度，劈波斩浪，碎玉成珠，挥一支“木桨”直奔浪花挽着浪花的大海。
还未曾忘记，我与文夫兄有过两次同行的机缘。一次是在1983年，我们一起挥汗爬上长白山天池——那是观湖；另一次，我们又同爬锦州郊外的笔架山——那是看海。天池，这个冷美人固然使人眷恋，但它周围的山峦铁壁合围，给本来就充满冷色的湖，又锁上了千重闺帏，因而尽管“庭院深深”，这一泓天上之水，却没了生命流动的琴弦音响。而笔架山下的东海，则浪语喧哗，水花飞溅；它吐出的潮汐，一下席卷淹没了我们来笔架山的路，致使我们在笔架山上等待潮落。在这辉煌壮丽的瞬间，我们脚下的笔架山仿佛当真龟缩成了写字台上的小小笔架，我和文夫兄便小如山表上的两棵草芥了。
“海纳百川，才有如此的声威。”文夫兄十分感慨，“如果文苑也有海的腹量，将更为璀璨！”
“盛唐时的诗文，可以比作为山林瀚海。”我说。
文夫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给文学之舟送来了强劲东风……”
“但愿能久吹不息！”
之后，我们久久地眺望那蓝色的天、蓝色的海。浪花环绕笔架山嬉戏追逐，像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情怀中，尽兴地奔跑跳跃；我们两艘已近不惑之年的沉舟，似也被那些无拘无束的浪花，托上了水面，乘风飘逸而去。
尽管大海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我还是向坐在山石上看海的文夫兄，讲了一则文人雅兴的文坛掌故。我说我夜读宋史时，曾看到苏东坡的一段逸事。苏写了一首诗，被朝内一个权奸视为嘲讽圣上，便进谗言于宋仁宗。仁宗读罢苏东坡诗作，却峰回路转地斥责起那位权奸来了：他自写他的诗，干朕何事？
文夫兄对我吟吟而笑：“这是入土几百年封建王朝的古事了，你还担心那权奸的幽灵，会爬出墓穴，古事新演？”
我没有点头，但也没有摇头。只是对文夫兄说：“还是让我们看海吧！海汇溶千江百川的斑斑杂色，铸成它博大丰厚的胸襟，因而它青春永驻。”
于是，我们便又一同看海。
此时此刻，那滚滚的海涛雷鸣，早已从耳畔消失，而美人鱼身上的那支“木桨”，却百般地撩人思绪：是的，海的女儿应该荡起这贝壳之舟，奋力挥桨划向大海！
她不该是我写字台前的装饰品，而应是有血有肉的精灵。正像文学该是社会和人生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不是任何一种装饰的杂什和物件。
感谢文夫兄的新春寄赠。我想这支“木桨”，不仅属于美人鱼，也属于我和我的同行文友，以及各行各界的友人。让心揣振兴中华之志的炎黄子孙，一块伴随着善良的美人鱼，在冰化雪融百川东流的新春时日，去抚摸海的神韵，去体察海的博大，去丈量海的深邃，去感受海的伟力！
1992年1月8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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