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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十几个年头了。这期间，我曾收到国内外数不清的读者来信，有时一天就收到二百多封。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关注着小说主人公高玉宝的命运。印度尼西亚一位叫俞莫旦的朋友在信中说：“我读了《高玉宝》很受感动，希望你继续完成这部小说。”并指出书里的高玉宝将走向哪一条道路才能获得自由，我们希望知道高玉宝后来的生活。我也常想，广大读者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想从高玉宝身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历史变迁。于是，我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着手撰写《高玉宝续集》。那年，我已五十八岁，又得了心脏病，断断续续住了四年医院。这期间我是边治病边写作，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在家写书，心脏病突然发作昏倒在地上，正巧赶上有一位同志到家里来看我，及时将我送到医院抢救，不然《高玉宝续集》也就没有“续集”了。《高玉宝续集》前后写了四稿，连写带抄总共写了三百多万字，整整花费四年时间。可以说，我是含着泪在写，是用心在写，用血在写，用生命在写，把我一生的追求，把对党的一肚子心里话全都倾注在了书中。
这些年虽然写了一些东西，可总觉得写的太少、太慢，还有许多话要向党说。我暗下决心，只要活着，手中的笔就不能停下，嘴就不能闲着，要做一名党的忠实宣传员。我曾被全国各地几十家机关、工厂、学校聘请为职工党校名誉校长和校外辅导员。这一切不仅没有分文报酬，而且还牵扯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还要往里搭钱，可我把这些都看作是分内的事，凡是有益于党的事业的事，再苦、再累、再亏我也干。几十年中，不管是哪个单位请我作报告，我都认真准备，无论路途远近，还是刮风下雨，总是有请必到。我已在全国各地作了七百多场报告，直接听众达七十多万人次。
为了党的事业，我不仅要写、要说，更要按照我写的说的去做。我的传家宝是一个小木箱，这是一九五四年到北京上大学前特意动手做的。我拎着它走进大学的校门，拎着它下部队，两年前又拎着它进了干休所。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奖状勋章，而是一些常用的修理工具。
我给自己立下三条不成文的规矩：为同志排忧解难要做到嘴勤、腿勤、手勤。这两年，我为本所的老同志修理过桌椅板凳和门窗，修理过家用电器，修理过儿童车。每逢过年过节前，我也给大家磨菜刀，为了不把别人家的屋子弄脏，一般都在外面干，先后为全所的老同志磨刀三百多把。所里的一些同志见我经常身穿工作服，走东家串西家，开玩笑说我不像作家，倒像一个老工人。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很欣慰，但并没有一丝满足。我常想，每个离休的人，谁没有光荣的过去和充实的今天？但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现在不能代替将来。因此，我经常鞭策自己，人离休了，思想决不能退休。只有时时做到：坚定不移跟党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从《高玉宝》到《高玉宝续集》[32]
我的处女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自一九五一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想不到，这本书于一九五五年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多年来，国内外很多读者来信问我，当年我是文盲战士，怎样写出这本小说？十几年来，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最多一天收到二百多封信，已装满三大木箱。每次看着这一封封热情的来信，都使我感动，从而激起我对四十多年艰苦耕耘的回顾。
小时候，我仅上一个月的学，就被生活所迫失学，九岁当童工，十五岁又替多病的父亲当劳工，那一个月的学，是我童年和少年唯一的学历。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南下作战的行军路上。那时，我不会看书，也不懂什么文学创作，但我从小非常爱听民间故事，看皮影戏。我九岁到大连当童工之后，晚上没事儿，就去大连博爱市场听艺人说书，讲历史小说，一听就迷，挪不动腿。当时听书要交钱，我没有钱，每天帮说书人维持秩序，说书人很同情我，就免费让我听书。虽然我那时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装了一肚子书和故事，如《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书。我整整听了六年，这些书我最少听了五六遍。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我全能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地讲出来。从这些名著及民间故事中，我了解了旧中国黑暗的社会、苦难的历史，什么是好人、坏人，并从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当时我最崇拜武松、岳飞、呼延庆等人物，我还非常崇拜孙悟空的本领。我立志要像岳飞那样刻苦学习、忠心报国，像孙悟空、武松那样为人民除害。所以，我小时候总爱学孙悟空摆弄棍棒，翻跟头，练武艺，长大好打坏蛋。我裤腰带后面，总拴一根木棍儿，走起路来很神气。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随部队南下作战，后来，部队解放了长沙市，驻防在市郊肖家乡。一天，我看到一位小学生在看米谷同志画的《少年毛泽东》连环画，便借来，请识字的战友念给我听。不久，部队给我们战士发下一本书来，叫《沉冤记》，是白刃同志写张锦明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识字的战友念给我听之后，一下子引起我对童年、少年苦难生活的回忆，心想这不也有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书吗？我在旧社会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不可以写成书给后人看呢？从此，我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就这样，我开始了文学生涯，从湖南长沙的肖家乡起笔，写起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那时我写书的困难，像一座大山挡在我面前。一是整天行军作战，没有条件；二是没有时间；三是不识字、不会写小说。我曾灰心不想写了，但我要写的事和人物，像开锅的水，在脑子里直翻腾，难以平静，放不下，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怎么办？我鼓励自己说：困难能使弱者倒下，但也能使强者奋起！人民战士能英勇杀敌，决不能叫学文化学写书的困难压倒！部队首长为鼓励我们学文化，给我们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使我深受鼓舞。我决心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顽强学习和写作的毅力，及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学字、写书。行军时，我衣兜里总装几块小瓦片或石片，请有文化的人在上面刻几个字，我一面走路一面看上面的字，并用手指在手心、手背上默写。为写小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点旧纸，订个本子，又找到一个铅笔头。行军停下来休息时，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坐在路边上写小说。不会写字，我就想出一个笨办法，以画图画和画符号来代字写书。我就这样在行军的路上，艰难地学字、写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写出二十多万字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此手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一九五四年，军委、总政领导，破格保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小时候我做梦都想上学，但在旧中国该上学的年龄，我却上不起学，而在新中国，我已是二十七岁的大龄青年，不仅能上学，而且上了大学，这是穷孩子在旧社会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在大学学习八年。为报答党和解放军对我的培育之恩，我废寝忘食、发奋读书。一九六二年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部队工作。我这放猪娃、童工、劳工出身的文盲战士，竟在新中国成长为作家、大学生和师级干部。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和苦难的中国人民，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为了创作，我大学毕业后，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体验生活，曾步行几百里路，到过去打仗的地方，沿途访问老乡和战友，获得丰富的生活和写作素材，正在我要写《高玉宝续集》时，国家有难，我也在风雨的岁月中遭到不幸。我和我的《高玉宝》这本书，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风雨过后，我又刻苦写作，写出两部共六十多万字待修改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并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我还用六年的心血，写出六十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全书共描写正反面人物一百三十多个，一九九一年八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扬。
现在，虽然我已经离休，但我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为加快改革开放添砖加瓦，奉献我的余热，努力耕耘，争取再为读者写出好作品。
我问郑州乡亲好[33]
我与郑州有缘，并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向往郑州，想有机会来看看郑州乡亲，看看解放后的郑州新貌。
今年，在百花竞放的美好季节，我有幸应郑州市教委、关工委的邀请，来郑州为青少年儿童讲革命传统，讲我怎样自信、自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战胜各种困难，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间隙，苦学文化，并用画图和各种符号代替文字，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从一个文盲战士成为作家。
我这次来郑州，心情特别激动，并感慨万千，特以此文，向郑州乡亲们问好，并向关心我的郑州乡亲们汇报我四十多年来的成长道路。
我在一九四七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参加了辽沈和平津战役之后，又随部队奉命南下，解放全中国受苦人。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曾和部队南下路过郑州，住在郑州市北郊，这是我第一次到郑州来，因为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时间观看郑州市容，留在我记忆中的郑州，破烂不堪，没有像样的房子，更没有高楼大厦，但热情好客、热爱解放军的郑州乡亲，却使我终生难忘。在我们大军南下，路过郑州的那一天，郑州大街和火车站广场，人山人海，乡亲们端着水，手捧着大红枣和煮好的鸡蛋，争先恐后地送到我们战士的衣兜和嘴边，我们像见到家中亲人一样温暖，感动极了。郑州乡亲们这种亲人般的关怀，给广大战士英勇杀敌以无穷的力量。郑州人民同解放大军的鱼水深情，至今历历在目。
在郑州大街上，我遇到一件事儿，每想起这事我心里就不好受。那时，我和首长到郑州火车站广场看我们部队过郑州的情况，欢迎南下大军的郑州乡亲，看到我和首长走来，嗡地一下，把我们围起来了，有些小学生拿着本子，挤过来叫我给题个字。当时，我是一个文盲战士，不会写字。什么叫题字？我不懂。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急得满头大汗，天又热，我的汗水顺着裤筒往下流，一个字也没能给小朋友写，滴了人家一本子汗。请我题字的小朋友都扫兴地走了，我难过极了。心想，我为什么小时候不能上学，不识字呢？是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害得我和千千万万的穷孩子不能上学读书。此后，我下决心要苦学文化，非学出个样来不可。我要苦学文化，成为能文能武的人民战士，为党、为解放军、为人民争光，决不辜负郑州乡亲们对我的期望。我有个脾气，想干的事情，再难也要干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从路过郑州之后，我一面行军作战，一面利用点滴休息时间学写字。当时，一天走一百多里路，常常前面有敌人阻击，后面有敌人追赶，上面有敌机轰炸。在这种环境中学习艰难极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笔和纸，更没有写字的桌椅，根本就没有条件来学习。但，我硬是迎着困难学文化。那时，我衣兜里总装些小石片和瓦片，请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刻些字，在行军的路上拿出来看，一面看，一面在心里默记字的笔画和字意，停下来休息，我就坐在地上，以大地当纸，石子儿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我们部队打下湖南长沙之后，我又产生为后人写成书的念头。但我不识几个字又怎么能写书呢？我认为人生，只要有自信、自强的拼搏精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会写字怎么办？我便用画图和种种符号来代替文字写书。如“哭”字不会写，我画个小孩子张着嘴，在脸上再点些小点来代替“哭”字，“杀”字我画个人头，在人头上再画把刀，这就是杀人的“杀”字。我这文盲战士写书，真比登天还难。但我终于以顽强的毅力，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画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此手稿被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后来，我又用学的字填在图画和符号上。在军委总政领导和一些作家的关怀指导下，我对《高玉宝》的初稿进行修改后，于一九五一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一九五五年正式出版发行。
这本书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仅汉字版的书，已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在国外，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外文出版。继我的处女作《高玉宝》之后，我又写出两部共六十多万字待修改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还发表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我还用六年时间，写出八十多万字，共一百三十多个正反面人物的《高玉宝续集》。这部书于一九九一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六十多万字发行全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创业是艰苦的。但一切都是人走出来的，一切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只要你决定走一条路，路再长、再曲折、再艰难，也要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不停地奋进，事业总会成功。
一切事业的成功，都属于为事业付出代价的人，人生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生命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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