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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夫之
【导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二七《僖宗》。
面对清军的攻势，明朝的士民发现自己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或者归附新朝廷，依靠其恢复地方秩序；或者继续坚持绝望的抵抗活动，甚至不惜投身于盗匪之流。毫无疑问，大部分士民最后选择了前者。故而清军入关不过十万余人，而北方几乎不战而降。清军南下江南时，也不过万余人，但是先后招降南明军队数十万。明清易代之际，正如其他王朝鼎革之际，绝大部分士民选择归附，此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对中国士民，尤其是士大夫而言，忠于君王被认为是绝对的义务。一旦他们逃避忠诚的义务，最好的结局是被列入“贰臣”的名录。
分道扬镳的选择无疑引发了许多的争执、伤痛和苦涩。这种裂痕有时发生在最亲密的家庭、家族和密友之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虽然选择归附的是多数，但是在历史和道义的叙述中，他们又是绝对的少数。即使是接受他们归附的新王朝，也会坚持古老的道义传统。坚持抵抗或殉国的人被视为英雄，但是他们又何尝不同情流离失所、死于非命的庶民呢？随着抵抗日渐绝望，抵抗者们渐渐发现英雄的举动不过徒增更多伤亡而已。道义传统要求尽忠于君王，但也同样要求保护庶民。在抵抗运动已趋衰落的后期，这种道义的冲突无疑越来越使抵抗者们苦恼。
王夫之论君民这一部分提及晚唐的史实，非常契合晚明的境遇，这也许并非偶然。王夫之的家庭、经历无一不要求他坚持对君王的忠贞，而他本人也从未逃避。直至晚年，他依然准备投身复兴明朝的事业。但是这位传统的卫道士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评价那些与他选择不同的士人，显然对传统道义内在的冲突也是感同身受。王夫之由此上溯到相关史实，揭去了儒家学派用以修饰君民关系的道德面纱。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伦为其纲［彝伦：古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犹言伦常］。彝伦攸叙，虽有不善者寡矣；彝伦攸，其于善也绝矣［攸叙：攸，语气词。叙，次第，或指按等级次第授官奖励等。此处指伦常还被人遵守。攸：抛弃］。君臣者，彝伦之大者也。“君非民，罔与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与义相维，利与害相因，情自相依于不容已，而如之何其之！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趋之而使赴于祸。君之身弑国亡、子孙为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骴暴风日者［骴：肉未烂尽的骸骨。骴暴风日：指暴尸野外］，非必君之剿绝之也，自有剿绝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剿绝之，而靡所止也。
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继之［宣宗：唐宣宗，公元８４６—８５９年在位。在位期间，不私近臣贵戚，不过分奢侈，但朋党之争、藩镇战乱始终未解决。懿：唐懿宗，公元８５９—８７３年在位，怠于政事，游宴无度。僖：唐僖宗，公元８７４—８８８年在位，任用宦官，横征暴敛。］，民怨盗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窜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于朱全忠之手［朱全忠：即朱温。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割据地方，征战不已。最后杀掉唐朝皇帝，建梁，史称后梁。］，十六院之宗子［十六院：宫院名。此处借指皇宫］，骈首而受强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斩。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岂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争山东［李克用：沙陀人。因镇压黄巢起义军用功，封河东节度使，遂割据一方。公元８９０年与朱温征战，大肆抢掠，致使河东赤地千里］，而三州之民俘掠殆尽，稼穑绝于南亩；秦宗权寇掠焚杀［秦宗权：唐将领。败于黄巢起义军后，降巢。黄巢死后自称帝，遣将四处抢掠，征战时以腌制的人肉为粮食。］，北至滑、卫，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届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车载盐尸以供糇粮；孙儒攻陷东都［孙儒：秦宗权部下。公元８８５年打败李罕之，占据洛阳，放火焚烧宫殿］，环城寂无鸡犬；杨行密攻秦彦、毕师铎于扬州［杨行密：唐将领。以败秦宗权功授泸州刺史，同秦彦、毕师铎等混战，胜而据扬州。后建立吴政权，尚能保境安民］，人以堇泥为饼充食，掠人杀其肉而卖之，流血满市；李罕之领河阳节度［李罕之：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与秦宗权、孙儒等征战，所部到处劫掠，以人肉为粮。］，以寇钞为事，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山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孙儒引兵去扬州，悉焚庐舍，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时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获，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夫岂仅君之不善、受罚于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于君，杀其身，赤其族，灭其宗祀，足相报也。天岂无道而移祸于民哉？则民之不善自贻以至于此极，而非直君之罪矣。
天子失道以来，民之苦其上者，进奉也，复追蠲税也，额外科率也，榷盐税茶也。民辄疾首以呼、延颈以望，曰：恶得天诛奄至，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丧乱已酷，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惊窜如麇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荐：垫席、褥子］，使追念昔者税敛取盈、桁杨乍系之苦［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据系囚犯的刑具。］，其甘苦何如邪？则将视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复得矣。乃一触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为大怨，诅君上之速亡，竞戴贼而为主，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尔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积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类应者不测，达人洞若观火，而怙恶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陨，如水之决，欲避而无门，故曰百殃也。
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则君固不得辞其咎矣。而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从君于昏以虐民者，勿论已；翘然自好者，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古之君子，遇无道之君，去国出奔，不说人以无罪，故三代立国千年，而无屠割赤地之惨。作善之祥，岂徒在一人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
黄巢既灭之后，僖宗乐祸以逞志，首挑衅于河东。朱温，贼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争。高骈、时溥、陈敬瑄各极用其虐；秦宗权、孙儒、李罕之、毕师铎、秦彦之流，杀人如将不及。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间之生气也无几。而王潮约军于闽海［王潮：王绪部下，随军至漳州后，囚禁王绪，绪死后，自立为帅，公元８８６年占泉州，公元８９３年占福州，尽有闽中五州］，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王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的建立者。能任用名臣世族，做到虚心纳谏］，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张全义：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为河南尹，居洛阳，奖励耕织，躬载酒食，劳民田间。］，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成汭：唐将领，公元８８８年取荆南，被任为荆南节度留后，励精图治，招抚流亡，通商务农］，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非王潮不能全闽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非全义不能救孙儒刃下之余民，非行密不能苏高骈虐用之孑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李克用之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呜呼！至是而民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卫社稷之谓也，视其血染溪流、膏涂原草者，虽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恶以殃民，贼乘时而行其残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祸之府也。而民为可矜也。何也？屠刈流离之民，固非尽怨上行私、延首待乱之民也。天且启数子之心，救十一于千百，而亦可以为民之主矣。
【延伸阅读】
朱元璋与孟子
晚唐的韩愈极力拔高孟子的地位，北宋的王安石同样倾心于此。南宋时，尊崇孟子的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在此期间，孟子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被封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配祀孔庙。《孟子》一书也被列入“四书”，渐有取代先秦经典神圣地位的气势。对理学而言，孟子的地位对道统的延续、理学的存亡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孟子生活的年代距礼崩乐坏、篡逆相继的春秋之世不远，战国时代更是周天子失位，诸侯相攻。故而孟子的著作中颇有应时应景的论述，诸如“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孟子本人又好为“革命”之说。这一切，都大触专制君主的忌讳。
洪武初年，朱元璋读《孟子》，极为忌恨，称：“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能免耶？”他愤恨之下，下令将孟子罢享孔庙。洪武末年又下令删定《孟子》，删去“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删定的《孟子》“洁本”被颁行天下，以取代原有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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