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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两宋以来，科举大兴，庶民应试者日众。在科举的刺激下，地方社会的结构也渐渐发生变迁。世代相传的地方世家大族，渐渐在政治上失去了影响，让位于新晋的庶民。庶民子弟读书应试的各种学校，也纷纷崭露头角。私人讲学的氛围十分盛行，一度与官府兴办的官学并驾齐驱。古代中国的书院制度，就孕育于这种激荡、活泼的氛围中。
书院开设的初衷不离科举应试，但是许多学者或者退隐的官宦也期望书院可以为修学者提供道义、修身的熏陶。为此，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相继投身于书院，以研习、发扬本派的学理。书院的学规往往出自其创始人的手笔，一些著名书院的学规曾经在几个世纪里被后来的书院参照、模仿。这些流传至今的学规证明书院是一自治的团体，其中规定了书院设立的目的、日常制度、纪律。书院的领袖被认为有义务维持书院的学风、纪律，以吸引游学者。因此，领袖一般由著名的学者担任，他们因学问和道德的修养而受到学生的尊重和服从。
但是书院并非单纯的学校，事实上，应该将其当作士绅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享有声望的书院必须注意笼络足够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书院的领袖必须在地方士绅中有影响，以便获得捐款，以维持日常开支，或者资助有天资的贫寒学生。为此，就必须让士绅相信书院对地方教化、安宁有贡献。书院还必须与地方官员相处融洽，以便不失去获得官方资助的机会，或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适当的影响。地方官员也乐意支持此类活动，以便敦促、教化自己治下的士民。对书院的支持，对官员本身的仕途甚至也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可以博取名誉，以及充当许多有望入仕的士人的恩主或保护人。
书院的学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思潮，都不断地宣示要维持一个存在等级、身份差别的社会。科举为每个人提供了改变命运、身份的机会，却不仅没有取消这种差别。相反，科举使身份的差别与个人的努力相联系，以至于使身份的差别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但是，在书院内部，却存在着一种罕见的平等氛围。事实上，书院许多事务的决定，都必须取得教师、学生的同意或者是默认。这是古代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特别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出身：儒家弟子、开化的文明人、文明理想的承担者、科举应试的候选者、有朝一日出仕的候补官员。由身份接近的成员组成的书院，会萌发出公议的愿望，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这种公议的愿望，事实上是十分可疑的，在朝廷上，他们是君主的臣属；在地方上，他们是庶民的领袖；仅仅在短暂的书院生涯中，他们才能找到与自己平等的伙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辟雍：古代学宫，始自西周时，贵族子弟在此学习各种技艺。后来诸王朝也设有辟雍，多用于举行祭祀或者施行各种礼仪活动］。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学校：汉代以后，各代都设有官立学校。但是往往因为受拘束于官府，官立学校的学风不免淡薄、没落，汲汲于功名利禄。甚至连朝廷也对其感到失望，开始支持民间兴起的各种私人书院］，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书院：书院开设后，一些退隐的官宦、学者也乐意在书院开讲。这种讲学活动往往发展成政治清议运动，对当朝的官员形成压力。当朝官员有时会选择压制，比如南宋历史上，韩侂胄执政时，曾经宣布道学是“伪学”。明末东林党运动时，东林书院曾经被朝廷下令毁弃］。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请起李纲：靖康之乱前，金兵围攻汴梁，北宋朝廷和战不决。宋钦宗对与金兵交战缺乏信心，有意议和，遂罢免了主战的大臣李纲。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学生，上书宋钦宗，反对罢免李纲，后来发展成骚乱，杀死数十名宫廷侍从］。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陈、欧：指陈东、欧阳澈。陈东就是上文中多次上书的太学生，靖康之乱后，被宋高宗招揽。他向宋高宗上书，要求还都汴梁；迎还被掳的徽宗、钦宗二帝；罢斥执政大臣，任用李纲。因此得罪于执政大臣，不久之后被杀。欧阳澈是布衣，金兵进逼汴梁期间曾上安边御敌十策。后来向高宗上书，内容与陈东的上书近似，不久同时被杀。］，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学不与焉。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八十以上，无过犯者，皆以齿南面，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宪老乞言。
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谷，设主祀之。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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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左丘明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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