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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六四。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求和。《马关条约》意味着清朝的威望和领地大大削减，“同治中兴”的格局一夜之间破产。对清朝士民和舆论而言，原本被视为半开化夷狄的日本，变法后神话般地兴起，证明变法确是强国之途。除此之外，促使激进变法派操切行事，尚有一不曾言明的缘故。
欧美诸国渡海而来，无意统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的中国，而更倾向于获取通商利益。欧美诸国倚靠条约体系保证邦国交通，甚至愿意协助清政府改良政府、海关诸制度，以促进本国的利益。清政府最初将欧美诸国视为狡诈的夷狄，但在交通往来中渐渐改变了往昔的偏见。“同治中兴”时期的朝廷诸臣对欧美诸国在王朝危难之际信守条约一事，印象颇深。因此此后清朝与欧美诸国大体维持着和平、相互信任的局面。
相形之下，日本是大陆王朝近邻，向来与大陆往来不绝。清朝士民对倭寇之乱和万历朝鲜之役记忆尤深。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与南明诸朝廷、台湾郑氏的往来也令人怀疑其用心。在清朝政治视野之中，相比欧美诸国，日本是更危险的敌手。因为在古代历史中，许多半汉化的少数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登堂入室，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更遑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大陆相近的日本。满族和许多更早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无疑加重了清朝廷的危机感，故而求变的思潮首先出现在宫廷内部。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感亡国危机的迫近，他召见、提拔了一些下级官员和士人，组成了亲近自己的官员群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制定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法计划，期望以此挽救清帝国。直到帝国政治终结后，许多变法举措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冲突方才渐为人知。被冷落的慈禧太后及其官僚无意介入变法事务，“同治中兴”以来能相对而言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各省观望形势。但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未能发展到与慈禧太后及其官僚、地方对抗的地步，一次宫廷政变提前结束了皇帝前途并不光明的事业，使皇帝成为勇敢的改革者为后人怀念。光绪皇帝提拔的官员群体被解散，四位成员被杀。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深恨变法派离间皇室情感，仅仅为泄愤的缘故又处死了康广仁和坚持正统秩序的保守分子杨深秀。变法派追认他们为殉道者和圣徒，以标榜变法派的政治事业，史称“戊戌六君子”。
变法活动的鼓吹者，一心效法欧洲和日本的变法先例。可是他们对中外变法事务的了解，甚至远不如洋务派。但恰恰由于这种一知半解的天真，他们反而更能影响本国的舆论。戊戌变法毫无疑义是失败的政治活动，同时却是极为成功的政治鼓动。毋庸置疑，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大多是通过戊戌变法接受政治启蒙的。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困少苏：灾情稍微有所缓和。］。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经济特科：清为选拔“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而特设的科目。］，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夤缘要津：通过关系钻营重要职位］，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每天考察二十名官员，选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封事：指上书言事的奏］，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弟、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谳狱：判决案件］，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周官》：即《周礼》。］。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同知：官名。知府佐官。铨江苏：选拔到江苏任职。］。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荣禄作为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心腹，在当时握有兵权，控制京津。光绪帝听从维新派建议，欲笼络掌握一定军队的袁世凯。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荣禄，勤王。袁表面答应，暗中告密。遂有戊戌政变。］。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以毁卒：因哀伤过度去世。］。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延伸阅读】
梁启超的政治经历
梁启超自幼熟谙经传，少年应试登科，步入科举正途。应试途经上海时，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自此渐受西方思潮熏陶。不久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会面，对后者的见识深为钦佩，遂投入康氏门下，很快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重要助手。
与康有为向来注重政治运动不同，梁启超应对舆论更加得心应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与国内倾向变法的开明人物往来密切。在后者的支持下，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后又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使这两处相继演变为变法派的据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国内政治活动联系渐少。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变法派刊物，继续鼓吹政治变革。由于坚持以政治上的渐进改良革新中国政治，梁启超与鼓吹排满、革命的激进派发生激烈论战。改良派和激进派都以论战为基调，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而无意于冷静求证问题，论战的结果是各方都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未忘情于国内政治，他参与发起政闻社，以督促、应和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举措。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持北京政府。梁启超对革命期间的战乱深有余痛，故而对袁世凯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主持的政府能统一全国，保障和平。为对抗国会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梁启超参与组织进步党，试图在宪政秩序中推进政治改良。进步党收揽了许多前清时期的立宪派，被国内舆论视为稳健可信赖的政治团体，一时深孚众望。袁世凯帝制自为后，进步党人深感失望。梁启超自觉帝制与宪政理想分野甚大，遂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宣布反对帝制。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南下发动护国战争，此后进步党人对护国战争贡献良多。护国战事的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的分歧，袁世凯的亲信或者倒戈，或者对帝制表现得很消极。
袁世凯心灰意懒，取消帝制后不久病逝。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时，是梁启超和许多进步党人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他们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政府；协助讨伐张勋复辟，维护共和国体；在外交上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国宣战，并企图借协约国的援助改良国内财政、军事制度，在战后条约中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好景不长，北洋军人之间的内战导致段祺瑞政府倒台，从此北京政府落入军人操控中。进步党人如无根之萍，渐渐没落。政治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对政局的观望之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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