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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三七《张之洞传》。庚子年间，朝廷的政治、军事、外交冒险遭到空前失败。朝廷痛定思痛，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挽回危局。列强考虑本国利益，督促清政府施行改革。国内士民也要求实施变革，救亡图存。在这种形势下，朝廷颁发新政诏书，宣布进行顺应新形势的变革。
新政诏书颁发时，距离戊戌变法已有三年之久。在此三年间，帝国内部的变革活动并未完全中断。戊戌政变后，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依然默许开明的地方督抚在辖区内的改革。新政宣布后，这些地方性的变革活动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在以后的十年中，朝廷致力于废除科举、编练新军、整理财政、修订法律、预备立宪。随着新政的施行，近代化的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陆续建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帝制结束后。
大刀阔斧的新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新政的初期，地方督抚、士绅的影响日渐增加。他们开设财政专署，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教育，改良地方政治。但是在新政后期，朝廷决心将原先地方主导的改革收归中枢，以加强中枢权威。在类似举动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怀疑、抱怨、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局也呈现风雨欲来的迹象。
张之洞初登仕途时，慈禧太后也恰好初涉政治，前者的政治生涯几乎与后者共始终。在慈禧太后的晚年，张之洞跻身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列。这位重臣的性格与帝国末年的时代气质十分神似：对恩主的忠诚；对古典文化的钟情；对旧制度的怀念；以及愿意促进温和的变革，以挽救旧日的世界。
晚清实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在新政的中途去世，将帝国留给幼年的宣统皇帝。围绕着尚牙牙学语的皇帝，朝廷、宗室、汉族官僚、士绅都期望在未来的政治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失去慈禧太后的朝廷自身已经分崩离析，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束手无策。有意挽救危局，却力不从心的张之洞，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前夜告别人世。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编修：清代翰林院官职之一］。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司业：教官，掌儒学训导。洗马：原为太子属官，清代主要备翰林官之升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庶子：太子属官］。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阁学：内阁学士的简称。］。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黩货：贪污。］，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免议：免除惩罚］。广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孤拔：法国海军将领，１８８４年７月率舰队袭击福建马尾港，８月进军台湾，次年犯浙江定海，中炮死］、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中东事：指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战争］，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政变作：指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扑杀维新派。］，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两宫西幸：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至西安。］，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德宗及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寖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延伸阅读】
中体西用
西学东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大受冲击。随着帝国面临危机，经世派开始考虑在不变更中国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咸丰年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也许是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最早的萌芽。洋务派以此为名义，开始购置西方军械，开办工厂，派遣留学生，训练译员。同治年间“中兴”局面的出现，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变通功不可没。
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的打击令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局面顿成泡影，一些原本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潮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光绪帝与一些年轻莽撞的官员，期望以激进的变革一举重振国势，就是朝野思潮流变的征兆。稳健的官员同样期望变革，他们不自觉地以传统的形式表述革新的观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刊印了《劝学篇》，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在张之洞的表述中，“旧学”、“新学”尽管有“体”、“用”之别，但是承认两者同居“学”的地位，却是一大变化。在中国传统之中，各个学派是可以互相参照、印证的。张之洞将“旧学”、“新学”分立学统，一如早期的帝国为各家学派分立学官。“新学”自此取得了与“旧学”对等的地位，两者在不期然之间并驾齐驱了。
《劝学篇》也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先秦的儒家荀况，晚唐的儒家韩愈，都先后撰写《劝学篇》以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张之洞写作《劝学篇》时，十分自然地隐去了自己帝国重臣的身份，而以学者的形象现身，以便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在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前，对“旧学”的怀疑往往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罪行。因为怀疑“旧学”不仅无法见容于帝国政府，甚至还意味着怀疑神圣的古典学术、历史以及世界秩序。在《劝学篇》问世以后，学术的研究与政治理念的偏好往复交织，“旧学”、“新学”间的分野也越来越被视为政治理念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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