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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简单科普一下：脑出血是在疾病致死排行榜中位居前三的常见的、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高的危重症。但大部分多见于五十岁以上的患者，以高血压性为主。年轻人少见，且多是非高血压性，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畸形。
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后，我立即去看病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湖湖。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看起来很柔弱的年轻女子，看得出来饱受病痛折磨（脑出血的头痛症状是可以很重的），却没有发出很多病人常见的痛苦呻吟（其实从医学上说，疼痛时呻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注意力缓解病痛的）。当时我心里就想：这小女孩还挺坚强的。
接下来就是按照医疗常规安排一切。转科，医嘱，谈话，用药等等。
谈话是和许小好及她的父亲进行的。从医疗常规上来看，遇到病情危重及预后不佳的，真实情况告知本人可能会波及患者的情绪，进而影响治疗，所以都不会全部告知病人。这也是为什么她住院十余天了，待病情基本稳定后，才会知道入院第一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书的原因。
虽然没有告诉她全部病情，但聪慧敏感的她（这时我还不知道她的职业身份，只是一种面对过无数病人医生的直觉）应该多少对自己的病情还是有所了解的。
护士也告诉我，38床（她住院的床号）经常用手机查阅与自己病情相关的信息。因此每天查房时，我都会在鼓励安慰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逐步告知她自己的病情。
因为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病人一点也不告诉是不行的，反而更容易让她胡思乱想。当然，一下子告知全部，可能会压塌她的心，这也是不行的。可是每次当我试探着一步步逐渐告知时，她总是微笑着说：“医生，没事的，你告诉我，我能承受。”
虽然看得出来，她直面病情时也会有担心，但是第二天，她都会快乐（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积极地配合治疗。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里面的熊顿，同样都是乐观积极而又坚强的女孩。
因为出血不是很多，不需要立即手术，却也不少，还有脑水肿高峰期等不稳定的阶段需要度过。所以一开始的治疗以保守为主，等待病情平稳后再进一步利用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诊断。
这期间要求她卧床休息，尽量不下床。卧床休息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轻松快活，只要你试试躺在床上一天，吃喝拉撒都不准起床就会明白。而她是长达数十天。很多病人会因此变得烦躁焦虑，拒绝配合治疗，她却始终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仿佛这并没有什么。对人也总是那么谦和有礼，即使是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有时因为忙，我们查房输液会难免推后，面对我们抱歉的话语，她总是理解宽容地笑笑说“没事的，知道你们忙”，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也使见多了各种各样病患的我们不由得生出敬意。因为这样的病人真是不多。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她对于我，也只是一位相对特殊一些的病人。我会尽心尽力地救治她，但这是职业道德、工作和良心，没有其他，如同我所诊治过的绝大多数病人。
直到有一天，我如往常一样查房，告别时，她突然叫住我：“主任，你等会儿，我想送你一件小礼物。”
开始听到时，我不由得一愣。接受病人的礼物在如今这个医患关系紧张，存在诸多对医生误解和曲解的社会是颇为忌讳的。然而我能感觉到她是真诚的，便在心底犹豫到底要不要收。直到看到礼物——一本她签名的《尽余生》，我才放下心来，欣然地接受了这份礼物。
这也是我从医近二十年收到的最为特殊的一份礼物。这时，我才知道了她的身份。后来，我曾开玩笑地问她：“干吗送我书，贿赂我啊？”
“不是。”她真诚地看着我说，“是觉得你那两天是不是太累了，查房时看起来挺憔悴的，想送你一点礼物让你开心一下。”听完，我半晌无语。
确实没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自己身患重症，可以说是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还在想着别人，努力想让别人快乐一些。我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她，是善良的。
于是，渐渐地，我们的交流多了起来，并不局限于病情。对于作家这个群体，可以说大多数医生是有着天然的好感的。在这个存在着误解、曲解甚至是恶意炒作妖魔化医务人员的时代，作家是为数不多可以较为公正地看待和帮医生说些公道话的群体。
随着不断的了解，我对她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我查房时经常开玩笑地说：“我们现在压力大哦，你这么年轻就这么优秀，若治不好你，不仅对不起你，估计你的读者也不会放过我们。”
她总是笑笑说：“别担心，怎么会呢。”
因为，她是理解的，医学是科学，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话。不管贵如国家元首，富如乔布斯，在严重的疾病面前，都是脆弱而无力的。
只是在不断的相处过程中，我知道她是善良、明理、值得信任的，所以才敢跟她开这些玩笑。事实上，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只要能感觉到病人的信任和真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是愿意同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进行交流的。毕竟，在共同的敌人——疾病面前，我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
只是现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在面对每一位患者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戒备心理，以此来保护自己。因为你即使医治好了九百九十九个病人，却仍有可能倒在那唯一一个没有医好的病人手里。这不是耸人听闻，你只要关注一下现在的新闻便可得知。
治疗顺利地进行着，转眼就到了可以进行脑血管造影检查的时候。这时，我们之间已经可以称为较为模范的医患关系了。
等待了许久，当真正的结果即将揭晓之时，看得出来她内心深处的忐忑不安，尽管她表面上依旧淡定从容。
早就可以预判的是，结局会有些黑色幽默。若检查出来是脑血管畸形，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因为明确了病因，大多可以根治，以后就再也不用活在担惊受怕的心理阴影之下了。反之，如果查不出来，虽可暂时免去手术之苦，却很有可能一辈子活在随时可能再出血的阴影下。所以，这时候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反而都希望“有病”。
生活有时就是这样。
由于担心她会产生焦虑而影响休息不利于手术，造影的前一晚，我特意和她说：“若晚上真睡不着可以和医生说，吃点安眠药。”她却信心满满地说：“不用。”
第二天查房准备手术时，果然见她还戴着眼罩在呼呼大睡，看得我们只能摇头苦笑，却也甚感佩服。
终于，结果知晓了。在出血的部位发现了一个明确的动静脉畸形，病因找到了，出血的元凶也找到了。手术台上，激动的我立刻指着屏幕对她说：“是畸形，可以放心了。”（造影手术是局麻，病人是清醒的。）
这一刻，我们心中共同的大石头已放下了一半。
接下来的治疗却有了些小分歧。这种疾病的治疗，分两种方式：微创介入和开颅。作为患者，当然更希望微创，可开颅切除确实更为彻底，虽然风险和创伤也更大（最严重的后果是术中死亡）。
当我说明情况后，她立即说道：“那我们开颅吧！”而这时的我，还没有告知她开颅手术的风险和创伤。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郑重地告知她一切手术风险后，她仍旧没有丝毫犹豫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开颅吧！”
我疑惑地问道：“你不考虑一下吗？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毕竟是这么大的事。”
“不用，我相信你，主任。”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生死这么大的事托付给了我。
虽然我已年近不惑，虽然已诊治了无数的病人，做过了太多的手术，也还是被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因为在这中间我感觉到了一种那样珍贵和美好的东西——信任。这是当下医患乃至社会人与人之间那么欠缺和稀有的。
平素见惯了猜忌、防范，甚至是斥责、辱骂，突然间觉得这份信任是那么宝贵而美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价值和尊严，重新体会到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也重新拾起了救治更多患者生命，给更多患者健康身体的美好初心。因为这，我得感谢她……
有了这种信任，接下来的一切是那么顺利。手术前，她担心自己会再也醒不过来。
虽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还是做出了从医生涯中的第一次保证：“我保证你会醒过来。”（严谨规范的医疗过程中，医生一般不会向你保证什么，因为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盲目地做出保证是危险的）
因为她信任我们，我也信任她和她的家人。
所以，我不怕。
“主任，我们一起打仗去吧。”她说。
而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我才得知，她在手术的前一夜和家属交代“后事”时，第一句就是“无论手术是否成功，我会怎么样，都不许找医生的麻烦”。
这是她在自己明白过了这一夜，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落，在人世间还有太多的牵挂和眷恋而在某种程度上交代后事时说的第一句话。
瞬间，作为一名医生，我感觉心仿佛被重锤狠狠地击打了一下，我在心里说：“你放心，我会治好你，我发誓。”
手术顺利结束了，很成功，畸形血管完全切除了。当我告诉麻醉刚醒的她“手术很成功”时，虚弱的她低声说了句“主任，这一仗，我们打赢了”。这时，我似乎看见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缓缓流下，我不由得感觉自己的眼眶也湿润起来……
故事说到这里，该结束了。如同善良的人们一直喜欢和愿意相信的一样，好人有好报。她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后遗症，以后也不会再受影响。她可以继续做她喜爱的事，读者们也会继续读到喜欢的湖湖的书。
相信经历过这些，她会更加坚强、豁达，以后的人生之路会更坚实地走下去。
而我，在经历了这个特殊的病人后，也重新体验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快乐和美好。一切都是完美的，也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身边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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