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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方却在示意他后退：“你不要靠近我，吉米。你肯定非常惊讶，我不再是那个骑兵中最棒的小伙——一等士兵埃姆斯沃斯了，是吗？”
他的相貌的确有些异样，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容貌端正、皮肤在非洲阳光的照射下变得黝黑的小伙子，但是现在皮肤间一些怪异的斑白点使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是我不见外人的原因。对于你我倒是不用防备，可是你的同伴……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是这对我很不利。”
“我只是确定你是安全的，自从那次你在窗户里往我屋子里看了一眼，我就开始放心不下了，戈佛雷，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老管家对我说你来了，我就忍不住地想去看看你。我真的希望你没看见我，可是听见窗子的响声，就赶紧跑了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干吗要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想要说清楚很简单。”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还记得那次布弗斯普鲁的战争吗，就是在比勒陀利亚外边的西线上，你听说我受伤的那次战役？”
“我听说了，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事情。”
“那里的地势很不平坦。我们三个——秃头辛普森、安德森还有我，我们和本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正在拼命追赶布尔人，可是他们埋伏起来，并且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把他们其中的两个人打死了，而我也中了他们的猎枪，我用尽全力趴在马背上，直到几公里路后我才晕过去，从马上掉下来。
“等我有意识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身体还是很难受。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座相当大的房子，是那种南非式的走廊，还有许多的窗子。你能理解寒风刺骨、令人僵硬的寒冷吗？那种感觉令人讨厌，简直是霜冻一样。我能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必须到达那座房子。我拼命地站起来，一步步地向前移动，我的双腿甚至没有了知觉。在记忆中我上了台阶，进入大门之后我看见了几张大床，然后我倒在其中一张床上呼呼大睡。我不管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只管向我瑟瑟发抖的身子上拽。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眼前的世界不是健康明朗的，相反有种恶魔的感觉。耀眼的非洲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将整个白房子都反射得特别明亮。我面前站着一个怪物似的人，个子矮小，脑袋像刺球一样硕大，焦急地说着荷兰话，海绵般怪异的手在我面前挥舞着。那个人身后的一群人觉得眼前的状况很搞笑，我打了一个寒战，这里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人，不是七扭八歪的样子，就是变形的脸，他们的笑声格外刺耳。
“很显然，这里没有人能用英语交流，但是情况又必须说清楚。因为那个大脑袋越来越生气，甚至用变了形的手抓住我一直往下拽，根本不管我伤口处向外流血。这个怪物力气大得很，要不是一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听见声音及时赶过来，我真不知道我的下场会怎样。他用荷兰话责备了他们几句，然后拉住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睁大着眼睛特别惊讶。
“他问我怎么来这里的，并对此表示很诧异，而且他知道我已经万分疲惫，我肩膀上的伤口需要马上处理。他说他是一名医生，马上让人给我包扎。不过，他说此地比战场更要恐怖，因为这里是麻风病医院。
“吉米，还需要我说什么吗？随着战争的临近，这些病人被送走了，第二天英军到来，医务总监又把他们送回了医院。他说，虽然他的免疫力很强，但是他没有胆量像我这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又给我安排了一间单独的房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转到了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悲惨经历。我总是祈祷有奇迹的出现，可是等我一回家的时候，一些令人恐惧的症状破灭了我的想法，我还是没有逃脱被感染的命运。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居住在这座偏僻的房子里，我们的仆人是绝对的信任可靠，虽然肯特先生是我们请过来的外科医生，但是他在保证不泄露秘密的情况下愿意和我一起居住；另外一条路则是和一群陌生的人在一起，然后被永久地隔离。所以我选择了前者，但是这对保密的要求是很高的，不然传出去我还是要进医院的。吉米，即使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愿告诉你，只是不知道我的父亲今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让步。”
上校朝着我这个方向指了指：“是这位先生逼迫我的。”
说着他就打开了之前的纸条，“麻风”两个字跃然纸上，“反正他也知道了，我觉得还是告诉他的好。”
“的确是这样，谁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从目前的情况看，貌似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治他，但是请问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吗？因为，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是一种热带病或者亚热带病。”
“我具有一名合格医生的知识。”他板着脸回答我。
“先生，我对你的实力没有半点的怀疑，但是对于这种病例我想还是听一听会诊的意见比较好。我能否这样理解，会诊会使你产生一种压力，你需要交出病人。”
“的确如此。”
“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带来了一位谨慎的、值得信任的朋友。之前我为他做过事，所以他今天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专家来提意见的。他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我说到这里，肯特先生面露喜悦，有种新晋军官见首长的意思。
“我对此表示很骄傲。”他悄悄地对我说道。
“那我就把詹姆斯爵士从马车上请过来吧。上校先生，我们继续在这里显然是不适宜的，倒不如去到你的书房里让我来解释一下吧。”
我总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想起华生，他总是把我的侦探艺术在夸张和惊叹的表现手法中写得引人入胜。而我只能简简单单地陈述着，那一天我的听众只有几个人，戈佛雷的母亲自然也在其中。
我对他们说着：“我的推理就是建立在假设的层面上，当其他的都被排除掉了，那么剩下的不管多么不可信它也是事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三种假设来解释，为什么戈佛雷先生会被自己的父亲禁锢在自家的庄园中。他可能是由于犯罪而逃逸，也有可能是精神失常，不想居住在精神病院中，再者就是感染上了某些感染性的疾病。除了这几种情况，我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了。然后再把这几个理由做出判断就好了。
“首先犯罪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本地区没有出现过尚未侦破的案子，这是我的工作职能所在。如果说一个人承担着尚未被暴露出来的罪名，出于家族的顾虑，那他肯定会被送出国，根本不会留在家里。所以显然这条路行不通。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小屋里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看守者。当我听见他在走出来之后把门锁上，有点像限制人身自由，我就更加确信这个理由了。可是另一方面看得出强制并不严格，不然他怎么会跑出来见朋友呢？多德先生，还记得我问你那位先生当时看的是什么杂志吗？这对我的推理很有帮助，如果他看的是《柳叶刀》或者《英国医学杂志》，那我就会有更深一步的思索了。可是，只要有医生的陪伴，而且向当局汇报，那么把精神病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保密到这样的地步呢？所以这个理由也被推翻了。
“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的可能性——他得了传染病，虽然听起来有些离谱，可这是最合理的解释。麻风病是南非的常见病，所以这个青年很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传染到这种病，这令他的家人很尴尬，既想好好治病又不想上报当局。所以只能严格保密，出一个适当的价格来请一位严谨的医生照顾病人，虽然皮肤变白是这个病的主要症状，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病人出来，这一点让我有了充足的证据证实我的猜想。当我到这里之后，我闻见了管家送饭手套上消毒水的气味，所以最后的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先生，我只是写了一个词，就足以让你知道这个秘密我已经知道了，之所以没有说出来，是想证明我的谨慎。”
当我结束了我的演讲时，书房的门被打开了，那位著名的皮肤科专家被请进来。奇怪的是，他不苟言笑的脸上竟然出现了笑容，眼神中有了些许的人情味，他大迈步向上校走过去，并跟他握手。
“我常常是噩耗的象征，不过，今天我或许能带来了一个稍好一点的消息，少爷患的不是麻风病。”
“什么？”
“是一种类麻风，也叫鱼鳞癣，是一种鳞状的皮肤病。虽然很顽固，也对容貌有影响，可是没有一点的传染性，也有痊愈的可能性。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这其中是有一定的巧合，青年在接触病人之后就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作用。不管怎么说，我敢保证我的诊断是对的。哦，夫人已经兴奋地晕过去了，还是让肯特先生照顾她吧，直到她从这个好消息中恢复过来。”
爬行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早在很久以前就建议我把普莱斯伯利教授一案的具体情况发表出去，这么一来外面的谣言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毕竟二十年前这些流言曾轰动过整个校园，还一度影响到伦敦的学术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都没能将其发表，所以事情的真相就这样被搁置了。
案情记录一直以来都静静地躺在那个已经堆满了我所收藏的福尔摩斯案件的收纳盒内。时至今日我终于可以将这个福尔摩斯几近退休之时的案件发表出去，尽管一切早已时过境迁，可是现在我依旧要谨言慎行，万不敢穿凿附会。
说起来是在1930年9月一个星期三的晚间，一封从福尔摩斯那里寄来的不知所云的信件被邮差送到了我这里。内容如下：
不管繁忙与否，收到请速来！
S.H.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与逐渐进入晚年的福尔摩斯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是那种热衷于按习惯办事的人，当然他自身早已有了些积重难返的习惯，比如我，就是他的众多习惯中的一个，就像是他的烟斗、烟丝板、提琴、办理中的案件或是别的什么不好的习惯。每次只有在他遇到什么费脑筋的案件时我才会发挥出作用，但我仅仅是作为听众，或者体面点说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一个心灵的依靠、一个希望的支撑者什么的，此外再无别的什么作用。更贴切地说，我就像是他脑子的润滑油，可以帮助他的思维顺利进行，他很乐意将他思想的整理工作搬到有我的地方完成，他侃侃而谈的同时又似乎并不是在对我说，反而更像是在对墙壁或是什么别的东西在说。可是这个有我的说话环境一旦成为习惯，我的每一个动作或是声音都对他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哪怕是我的愚钝，很多时候很难跟上节奏使得他很苦恼，可这样反而使他的灵感能够以更轻快的方式闪现出来。而这恰巧就是我在我们友谊中所扮演的微乎其微的角色。
我很快就来到了贝克街，这时他正蜷缩在自己常坐的沙发上，口里还叼着那只陈旧的烟斗，眉头紧锁，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想必是又遇到什么颇费心力的案件了。知道我来了，他只示意我在我常坐的沙发上坐下，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思维世界中，似乎我不曾来过。这样的沉默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就突然回到了现实中来，接着就是用那种我早已熟悉却又始终感觉怪异的笑容，欢迎我回到故居。
“对不起，请不要把我的忽视放在心上，”他有些愧疚地说，“这两天我收到了一些很不寻常的提问，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具有广泛意义的现象，现在我正在计划写一篇简短的论文，深入分析一下狗这种动物在人类的侦查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可是福尔摩斯，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别人好像早就已经写过了，”我有些不看好地说，“比如猎犬、警犬什么的。”
“我不是说这些，华生，这个我当然知道，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嘛！可是还有些人都不了解的地方，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你用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方法解决了铜山毛榉案中的一个难题，那时我还借用对幼儿脑部活动观察所得的结论，成功推出了那个道貌岸然的父亲的犯罪习惯，这些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记得，我当然记得了。”
“在我看来所有的狗都是一样的。它们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它主人一家的生活状况。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忧郁的家庭很难养出一条很欢快的狗；同样的道理，一个开朗的家庭决不会养出一条忧郁的狗。什么样的人必然养出什么样的狗。”
听到这里，我有些怀疑地摇了摇头说：“这样的道理好像很难站得住脚吧！”他起身将烟斗装满，又转身坐了下来，一语不发，好像是没有听到我刚才的话一样。
“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论，如果可以得到证实，那么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有了突破口。可是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繁琐，让我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现在倒是有一个研究对象：普莱斯伯利教授自己养的狗，为什么会袭击它自己的主人呢？”他继续自己的思考。我看了看他，只得很无语地躺到沙发靠背上，这么着急地把我从成堆的工作中叫过来，就是为了和我讨论这些！还不给我一点讨论的余地。
福尔摩斯似乎察觉了我的不耐烦，看了我一眼说：“华生，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往往那些大问题都是源于一些小小的细节，你不觉得这件事说来很奇怪吗？普莱斯伯利这位剑津大学的知名生理学教授，人们心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对自己的狗更是关爱有加，可是为什么这只狗还是会多次袭击自己的主人呢？你就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说不定是狗生病了呢！”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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