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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酒情深——《酒魂西行》再版后记]
酒是有情物。人是有情物。两情燃烧，生活便在你体内孕生出文学艺术之花。
笔者从青年时代开始笔耕，至今已然是八旬老翁。在我接触的友人中，几乎没看见过一个酒不沾唇的文人。何以如此，实因文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性情中人，自然就与酒结下了人生缘分，继而成了生活与灵感的黏合剂，酒后行文如天马行空，使你欲停笔而不能。
古人留下李白“斗酒诗百篇”以及“酒后水中捞月死”之传说，虽属浪漫的神话，但酒是艺术的催生剂，则是许多文人的共识。当然，中国的酒事华章，绝非文人的专利，自古以来酒事故事上自帝王将相和宫中宠妃，下至众多商贾和庶民百姓，都留下与酒事结缘的佳话。比如：中国远古造酒之鼻祖，并非什么官宦中的能人，竟是为治水而忘我奔波的大禹的女儿仪狄。因其父为治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致使仪狄为其父亲做的饭菜，不得不倒入屋旁的树洞之中——久而久之，树洞中便发出异香，后来发酵而成为酒之浆液。这是一个普通妇女谱写出来的中华古老的酒事之源。
之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酒酿演绎出无数的豪迈华章：如后代戏剧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等，都是一曲曲绮丽的历史酒歌。唐代诗人曾留下如是的酒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由此可见美酒与战争中的金戈铁马，是连为一体的双婴，足以使人为之震撼。这是美酒阳刚铁血的一面。与烽烟战火相对冲的另一面，美酒的个性能使人柔情似水，纤嫩如丝。其中最为典型的酒事故事，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酒中挚爱。这对才情男女，一块开起一个酒馆，闲下来时两个人有时对饮赋诗，有时在窗外琴台上抚琴吟唱。这都是美酒之魂的奇伟魅力，让才男秀女享受静美人生。还有一个以酒为魂的经典人物，那就是辞官后的陶渊明，他走进桃花源后，竟然将自己为官时的帽上纱翅，当作自酿白酒后滤酒的器皿，优哉游哉地享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
笔者虽也贪杯，但无缘与上述铁血柔情故事链接——因为从1957年反右沦为人间之囚后，二十年间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尽管如此，酒浆仍然是我的强生之剂，记得在山西劳改煤矿挖煤的日子里，为了驱赶阴冷和潮湿，我喝过最低档的“白薯干酒”，它给我的冰雪人生增加了热能。正因如此，当1979年我平反回归北京文坛后，文友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陪同我去山西访故，被山西杏花村汾酒老总邀请到其酒厅饮酒时，我们曾以大碗替代酒杯，而留下一曲“文人不醉”的现代童话。
正因这些嗜酒往事，《酒魂西行》才得以诞生。当年这部系列小说，连载于上海的《文汇月刊》上，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出版后，美酒之魂演绎出来这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在2013年之初，凤凰联动文化传媒登门与我商谈此书再版之事。多亏他们慧眼识珠，从云南图书馆搞到了此书，因为我连此书的国内样本都丢失了。
感触良深之余，提笔写此后记，以示对凤凰联动和昔日读者的真诚谢意。
2013年1月14日于书斋
[泅渡者言——《文海泅渡》序]
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如是的两句名言：人类爱大海，因为身后有岸。
记得，我读到这两句哲言时，还是刚刚涉足文坛的青年，并没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智慧含量。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重返文坛后与诗人张志民、评论家顾骧等几位文友，应海军之邀出访西沙群岛时，才唤起我对那两句哲言的思考——因为我们在海上遇到了十级强台风。
当时这艘两千吨级的舰艇，在海上如同醉酒般上下起伏，巨浪冲上舰艇甲板，有的作家晕眩，有的作家呕吐；历经二十年苦难生活磨砺的我，虽没有出现文友们的病态，但当舰艇夜里在台风眼中不能行驶，不得不抛锚在大海，锚链随着上蹿下跳的巨浪碰撞，在舰底发出一声声巨响时，我内心突然升腾起了对海的恐惧。直到第二天黄昏，舰艇终于在暴虐的台风中驶到了西沙的永兴岛，上岸之后我才猛然明白了那位西方哲人两句话的深刻内涵，并反问自己道：“大海是非常美，但如果没有岸，还有人会对大海一往情深吗？”
如果把这个感悟，在时间上向前推移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混沌年代，许多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表演的不也是一曲曲浪与舟的悲歌吗？不同于我在海上遭遇强台风的是，一些身陷囹圄的文化人，在风浪中没有坚韧的舰艇甲板和厚厚的救生衣用以自保，而如浪中一叶叶风帆或一片片轻漂的浮萍，任凭“文革”年代的东西南北风吹来吹去。因而从这次出访西沙开始，海与岸的感知告诉了我，对自己经历的黑白岁月，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回顾，不然不仅愧对昨天的历史，更愧对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也算是文化的机缘吧，2012年底我才把《我的黑白人生》整理完毕，2013年金蛇之年的新春，三联书店总编李昕先生便冒着寒风带着一位编辑亲临书斋取稿。此举让笔者感触良深。我之所以有如是的感悟，实因文化中商业因子不断膨胀之故，有些文学书籍的出版单位，便以“金钱”二字当成出版的终极目标；而我笔下的文字，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的沧桑文字，三联总编亲来登门索稿，让我在蛇年伊始，似又看到了出版界的一线曙光。因而我特意给三联来取稿的伯乐，沏了一壶浓香的铁观音，在边饮浓茶边畅谈出版界当前百态时，李昕先生道出了三联的出版标准：“只要是号准中国历史脉门之作，无论是喜歌还是悲歌，都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有利，因而只要是书写历史真实之作，都在我们三联的出版视野之内。”
我说：“只有将月残和月圆都纳入文化视野，才是中国历史的全圆。沉溺于歌舞升平者误国，卧薪尝胆者兴邦。祝三联在实践中华民族强国梦中，百花吐艳，硕果满仓。”这不仅是我对三联的美誉，也是对文化出版界的期冀。故而以此“泅渡者言”为《我的黑白人生》书序，在以励国志的同时，并慰藉那些昔日在历史台风中，因落水而仙逝的众多知识界的英魂。
2013年5月下旬于书斋
[序友人书]
[童心与历史的回首——序韩汝诚《乌兰察布眷情》]
暮春时节，接为汝诚同志中篇集作序之函约，欣喜之余，心甚惶惶。
我和汝诚同志同庚，生辰只比他大两个月。按年龄计算，我应为兄长，按文龄计算，他应为我之长兄。记得，在50年代初期，我刚刚发表习作的年月，曾在《东北文学》上读到过他的小说《回家》。当时，我深感汝诚出手不俗，自己望尘莫及，自己何以为汝诚志序？！忐忑之余，连夜攻读汝诚的《乌兰察布眷情》书稿，读后怯懦之情有增无减。汝诚文字联结着草原泥土，生活溢出纸面，文字娴熟无疵，许多方面为我所不及。
几经思考，我扔下的笔，还是重新拾了起来。1957年“山雨欲来”之时，我和汝诚同志在该年的七月号《长春》文学月刊发表了小说，又同在该年“马失前蹄”“坠镫落荒”；虽然从此各自东西，却在同一条泥泞的驿路上跋涉，不写此序，将受良知的鞭挞。展卷案首，再读书稿，重温乌兰察布的风情，琢磨汝诚笔下科尔沁草原上的这些人物。
我觉得汝诚同志的小说是面向人生的。在《腊月》《双眼花翎》《乌兰察布眷情》三部中篇小说中，都鲜明地显示了作家的艺术追求。《腊月》一篇，作家以淡雅无华、近似于白描的手法，书写了一支童心的挽歌；作品用纤细的笔墨，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流逝了的美好的梦。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是作家历经噩梦之后，对昔日乡土美好岁月的回盼。作品虽然也写了浑浊的音符，但主旋律如一条清澈的小溪，一直流入读者的心底；使我们分享到作家的童年欢乐，如同和作家共饮了一杯甘泉，爽透心肺。而《乌兰察布眷情》一篇，则和《腊月》风格迥然不同，作家忠实地记录下了历史的噩梦。通过草原医生苏和与三个女性——王怀茵、唐文娣、珊丹的命运纠葛，在相当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示了极左路线给新中国历史带来的满天乌云。王怀茵为之付出了青春的生命，唐文娣被扭曲得变形，珊丹——作家笔下倾注了全部感情的蒙古族姑娘，畸形的政治夺走了她的丈夫——她像一片寒霜中凋零的落叶。我觉得作家在回首那段人人皆知的严酷历史时，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既展示了岁月之蹉跎严峻，又极力避免落入展览伤痕的窠臼，这个难能可贵的地方，流露了作家的美学追求。我们从苏和与珊丹的身上，不仅看见了昔日的“风雪”，更看见了跋涉者坚定的足迹——草原即将日出。
我尤其喜欢汝诚《乌兰察布眷情》的小说开篇。他落墨自然，毫无文人故弄玄虚的匠气。不能小看开篇的淡雅文字，这是汝诚艺术功力日趋成熟的表现。我也很倾慕他写景的本领，读他的景物描写，我如同随着苏和乘坐的那辆汽车，漫游了乌兰察布草原：
顺着小红马的方向望去，远远闪着一道光影，细看时真如一幅风景画映入眼帘：一条浅浅的小河蜿蜒流向远方，波光粼粼的河心里有一群马在饮水！大马摇摆着尾巴，小马驹快活地跳来跳去，那匹小红马已经跑进河里，四蹄溅起一片亮闪闪的水花。岸边向阳的草坡上躺着一个牧人，蓝色的大袍像一丛马兰怒放在黄花绿草中间，旁边还好像窜动着一团火，那是微风在吹动他那大红腰带。套杆不在他的手里，却由河边上一个穿花衫的小人儿拿着。那显然是个小姑娘，很小，不过十来岁的样子，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脑后的两根小辫。
这段景物描写既是画，又是诗。很显然，作家和草原上的一花一草，有着恋人般的浓烈感情，使我读后如饮佳酿，为之心醉。
记得，汝诚青年时是写过一些诗篇的。在《腊月》和《乌兰察布眷情》的字里行间，经常跳跃出诗的旋律。应当说这正是汝诚作品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吧！
其实，诗和小说虽然不同，但好的小说中都应当具有诗的元素。普希金的《村姑》《决斗》《暴风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以及我国文学语言大师孙犁的小说《荷花淀》《铁木前传》之所以感染了无数读者，原因之一就是靠文字中浓郁的诗情。汝诚作品中也蕴藏着这种气质。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说：“要认识你自己。”这对于任何作家都十分重要。当然，从主观上真正认识自己，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但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须认识了自己之后，才能做到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创作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汝诚在《腊月》和《乌兰察布眷情》中，发现了自己。但是，似乎又有些疑惑，这一点我是从《双眼花翎》中看到的。
《双眼花翎》虽充分显露出汝诚寻觅新路的赤诚，作家以近乎荒诞的手法，力图打开当前社会的窗口，使读者饱览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怪诞行为。但我感到，汝诚在这篇作品里“失”大于“得”，作家虽然在艺术上表现了另辟蹊径的勇敢，但作品里正好扬弃了他擅长的诗意追求。如果用艺术天平去衡量，作品的中心向嬉闹方向倾斜，汝诚擅于用感情召唤读者的艺术手段，在这篇作品中变成了负数。我个人认为这种探索的支点，偏离了汝诚的文学气质，因而尽管作品中不乏诙谐的章节，也有引人思索的生活片段，但终究因为和他的气质相悖，不可避免地成为三部中篇里的“第三位”之作。
当然，在《腊月》和《乌兰察布眷情》中，也不无微疵。但从艺术的整体和人物刻画来看，称得上不错的中篇小说。如果硬要挑剔一下的话，我感到《腊月》个别段落，稍欠浓缩。《乌兰察布眷情》的尾声中，对李思恩这个人物的描写，过于理念化，和篇首李思恩的形象缺乏有机的衔接。其实，以汝诚的手笔而论，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一人物写得更好一些，不知是限于篇幅，还是收尾时的匆忙之故，这个人物形象写得不够严谨。不知汝诚以为然否？
通读汝诚三部中篇，深感作家尚有无穷的潜力可挖。汝诚身在吉林，我坚信他有一天能挖出“灵芝”和“长白人参”。这不是“空对空”的揣摩，而是《腊月》和《乌兰察布眷情》给我的启示。这些作品的浓郁生活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都告诉我，汝诚心里还深埋着许多待采的矿藏，呼唤着作家去开掘，去爆破。
我期待着……
1984年4月18日更深
[血凝的诗碑——序赵玄的《红月亮》]
近年来，青年作者各具风姿地闯进中国文坛。诗歌方面的新秀，我知道的很少；中、短篇小说中的拔萃之作，我攻读的较多；其中相当数量的佳作，出自青年作者之手。这些优秀之作，其起点之高、立意之新，常使我在惊愕之余，想燃起一把火，焚毁自己青年时代的“少作”。
今年盛夏，作家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把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摊到我的桌上，让我圈定出书的档次。在他们的审读报告里，把《红月亮》看成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老实说，开卷之前我对此评价深感疑惑。
深夜，伏案读之，作者那支时而抒情、时而犀利、时而喧嚣、时而滴血的笔，很快像铁钳一样，咬住了我的心。继而把我的心带进了大西北的冰山雪城，牵进了沙暴席卷的腾格里大漠。我欣悦，我振奋。我仿佛不是在审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后生的手稿，而是走进了纷繁的充满痛苦的人生，重新目观历史流云的漫卷——时光仿佛倒流了，但作者又分明寓意着今天和明天，而非单纯再现昨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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