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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亚珂是个私生子，在中国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中，他像一颗棋子，在方格格里跳来跳去。他不断与命运抗争，但始终没有能摆脱历史这张大棋盘对他的羁绊。他先后与混血儿尼娜（右派之女）、农村姑娘青草儿（地主之孙女）以及戈壁沙漠的女警察倩芬、矿山女性红菱产生过火一般的恋情，但这些都被历史的葛藤缠住手足终而成了泡影。在作者笔下，亚珂所经历的人生艰辛旅程（尽管也给读者留下灼热的爱和醉人的温馨），是悲剧性历史的缩影，是对真、善、美毁灭而唱的一首挽歌。
无可置疑，作者是把“人学”视若创作中的最高信条的。私生子亚珂被雪城一个公安处长收养后，与该地公安局长儿子的那场格斗，笔墨精彩纷呈；更为重要的则是要表现亚珂桀骜不驯的个性，他与社会的第一次撞击，回声之大，响彻了小说的全部篇章。亚珂自视为一个独立的人，走着他自己的路，到处的路标上都写着：此路不通。“文革”时他的路倒是通了，结果是女友尼娜因之送命，他沦为大墙之囚。作者以哲理思辨的诗韵之光，照亮小说中的人物。作品中的主人公亚珂自不必说，就连环绕“恒星”运转的那些“行星”，大都有其自己的光彩和运行轨道（其中红菱这个人物略嫌差些），因而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又是一部对“人学”的剖析。作者以其悲痛、嘶哑的颤音，呼吁着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全部复归。
我之所以把《红月亮》喻为凝血的诗碑，是由于作品不仅具有丰厚的社会内容，小说艺术还具有诗的含蓄和凝练。小说中的对话（包括人物对话、人物与自己灵魂的对话、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都写得极富有意境。作者文字飘逸俊秀，笔落处草木生辉，作者的审美情致，显然没有仅仅局限于社会功能，因而使作品具有诗一般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激情。
我非常欣赏作者描写腾格里大漠月色的那些章节，特别是神话中的白驼的穿插，使读者如痴如醉。大漠沙暴也写得十分逼真。和朦胧的月色交织，使画面连续在读者面前叠起；这就冲淡了这一章节中流露出模仿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框架的痕迹。
我想，作者能写出这样的处女作。绝非偶然。除了作者磨砺出来的艺术功力之外，生活积累的丰厚是个根本问题。否则，只靠面壁虚构，是难以驾驭这个题材，并把它写出光彩来的。作者的自白，也充分证明了这点。他说：
我是孤儿，不曾得到过母爱（九岁那年，来到大西北），便把冰山、戈壁、关塞、流沙认作母亲——严苛的但却给予我巨大生命能量的永恒的母爱。
坎坷的生活，锻造才能出众的作家，使其处女作《红月亮》一鸣惊人。当然，赵玄的第一部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我不知道是编辑室把关的疏忽，还是赵玄同志“矫枉过正”（砍去的太多了）？小说的后两章比起前三章来，要逊色一些。特别是小说的收尾部分，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程式，在小说中留下投影。它不但是对小说和谐、完整的某种割裂，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真实性，这是“欲求其圆而必失其圆”的败笔，给读者留下了遗憾。尽管如此，从整体上去看，《红月亮》还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作家出版社将它纳入“当代小说文库丛书”出版，以激励后来人的奋进。同时，我们已致函作者，希望他在《红月亮》再版时，对后两章重作修订。以剔除璞玉之瑕，使血凝的诗碑浑然一体，矗然而立。
1986年夏于北京
[春兰待谢，秋菊已黄——序刘恒《东西南北风》]
在80年代尾声崛起的作家群中，刘恒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却接连拿出一篇篇硬货，并撂出一声声绝响的角色。
蔫人出豹子。真人不露相。这是老祖宗洞察“万物之灵”留下的二句真经。刘恒外貌毫无锋芒，在言谈话语中有时还流露出一点点痴相。但你仔细观察一下他那双眼睛，就会发现那两个小小窗口里，蕴藏着的是一座并不安分的活火山，时不时地跳跃出一星岩浆的火舌。哪个是真正的刘恒呢？
几年前，我在北京作协搞专业创作，他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们在一层楼里为邻，竟然没能发现心里埋着一团文学圣火的刘恒。恍惚的记忆中，有个身材精瘦精瘦、肤色黑不溜秋，头发有些自然弯曲的青年，常缄默无言地坐在编辑部。就是这个刘恒，在80年代之尾，以虎虎生气，闯进了文坛，并迅速成为文学星空一颗璀璨明星。古人留下“大智若愚”这句话，在刘恒身上又是一句真经。
出版社的房树民同志告诉我，70年代末，刘恒曾在青年报文艺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刚从基层调上来，连一封退稿信也写不周全。“十年树木”，待他刻苦自学，积足了精料之后，心中那把文学圣火，点燃了火山的狂烈喷发，那炽热的浆流，点着了文坛，也燃着了读者。在一段时间内，读者曾掀起了一股刘恒热。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是刘恒自选的几篇代表作。由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永恒地存在着差异，读者或编者也许对他自选的篇目会持有不同的见解。但就这本集子的整体而言，是一本沉甸甸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满弓之作。
首先，像出国热那般——一些青年作者，纷纷去附庸风雅到“新潮”下列队的时候，刘恒以其结实而恢宏的作品，宣布了与“玩文学”者或“鬼画符”者无缘。收在这本集子的六篇作品，还不能说都属于同一等量，但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鲜明地流露出刘恒对中国这块黑土地的苦恋之情。从《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二百斤谷换来的曹杏花，到杨金山用二十亩地掳来的王菊豆；从《东西南北风》中赌博成嗜的赵洪生，到《杀》中的大保和王立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负荷沉重的农民。刘恒以极其沉重的笔锋，描写他们在人性的重扼和财魔的诱惑下，极其苍凉的悲剧性命运。刘恒有着偏爱编织悲剧的心理基因，但读者为他书中人物心颤之后，会很快发现他在人性的探寻与曝光中，常常带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这是思想深邃并对这块土地一往情深的作家，才能跨过的高度。能不能这么说，刘恒找到了属于他开掘的领地（他的近作，有向城市转移的趋向），这如同贾平凹魂系商州、李锐情怀吕梁；刘恒把文学情结，拴系在他涉猎的山乡村镇，以及在那村镇上繁衍生息的一代代农民身上。
试看《伏羲伏羲》中光棍杨天青和婶母王菊豆之间复杂的纠葛：他和她分明是最合适的一对伴侣，但吃人伦理之帏虽温文尔雅却高芒冰峰，致使杨天青和王菊豆无论如何也攀越不过去这座“珠蜂”；不，他们甚至没有攀登之勇，于是只有在不断的野合中去寻求心灵的平衡。那种既甜又苦，既淋漓又干涩，既疯狂又木然的性爱描写，使读者心沉如铁。特别是在杨天青的叔叔杨金山，已然是一具活尸的情况下，杨天青依然一副孝子面孔，在伦理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更为可悲的是，他和她不敢直言杨天白是他和她的结晶，直到他和她在菜窖里又一次野合，被杨天白发现。杨天青一头淹死在水缸里，他带着对人世间的一串问号，去叩问阴间的酆都城……《狗日的粮食》一篇，字字饱含酸楚，笔锋老到练达，如软乎乎的刀壳里，包藏着犀利的三尺青锋。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饥汉杨天宽用粮食换来了脖子上长着瘿袋的曹杏花。这两个苦命人搭起的苦窝窝里，虽不乏高亢的人性之乐，但曹杏花到底还是死在了断粮的饥饿中，刘恒没有写明这凄迷故事发生的年代，但读者掩卷后答案自出。粮食！粮食！狗日的粮食！刘恒不但再次用泼墨的写意手法，道出了自古农民“以食为天”的生存之本，还积蓄了对历史和现实怨而不怒的质询，小说篇幅虽短容量却很深厚。
无疑，刘恒是具有鲜明时代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冒着一股土腥气味，在创作立意上的求索却是现代的，他的几篇名作，主题都含有多意性，绝非用简单社会学就可以囊括的。在这方面，评论文章很多，无须笔者饶舌。刘恒用作品显示自己的才情横溢，他小说构造的氛围独特，语言凝成的韵味，常使我惊愕感叹，自惭汗颜。春兰将谢，秋菊正黄，刘恒和他这一代作家，展示了文苑的前景和希望。
直率地说，读罢作品我觉得也有不无遗憾之处。集子中《杀》和《东南西北风》两篇，写得累赘而苍白。这两篇东西题材本身就有雷同，刘恒又没能开掘出各自的新意，尽管小说中那几个赌博人生的低层人物，显得不乏声势，但读者掩卷后，仍有生嚼瘪谷之感。何故？
匆匆命笔。不妥之处，望能得到刘恒和读者的斧正。
1989年9月22日
[土地与文学永生——《新乡土小说选》序]
什么是新乡土小说的概念？单纯从社会学的角度容易说得清楚，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怕是难以说出个方圆来了。为此，当《新乡土小说选》责编约我作序时，我应答时有了几分犹豫。
好在被纳入其选集之内的多数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其中的叶蔚林自不必说，他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为他出过的集子的书题；其他如张炜、李佩甫、周大新、阎连科、刘醒龙、何申……以及近两年杀出来的文学奇秀傅太平、谭文峰，我不仅翻阅过他们的作品，还与其中的张炜与傅太平有所交往。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感悟他们作品的文学追求，也许比评论家们会更贴切一些。就在笔者为他们写此序文的前一个月，我还与张炜在黄山有过几次关于人文精神的长谈。
我是这般感知这些作家的作品的：首先他们对自己的那方水土，都爱得刻骨铭心。我不能把这些作家，都笼而统之地纳入一种单一的文学类型。比如周大新、阎连科的小说，他们似乎始终如一地恪守着生养他们的那方水土，给予他们灵肉上的感知，经过咀嚼、沉淀、升华，再用笔饱蘸着乡土露珠为墨，回赠给那片土地。他们写乡土上繁衍生息的农民——包括穿起了军装的农民，从作品中的人生百相中，折射出作家本人（也是文学主体）与乡土的筋骨血肉关系。我不记得是哪位大作家讲过类似的话了，他说作家的步履无论如何匆忙，形体在人世间如鱼儿在水中穿梭，但是那颗灵魂，却无法割舍乡土上的那个十字架。这是昔日我读周大新和阎连科的作品，留给我的一个鲜明印象。他们作品的艺术表达能力很强，时不时还穿插一点富有泥土味道的幽默，让读者在欲笑时感到几分悲怆酸楚，这种艺术境界表现了营造艺术者即作家本人良好的文学天赋。
刘醒龙比周大新、阎连科在文坛上要迟到一些时候。但他的一曲《凤凰琴》以及为庶民百姓而歌的《白菜萝卜》等篇章，更是毫无遮挡地表现了一个作家对民族、对乡土苦难的良知。我虽然没有在任何报刊上，看到这位湖北作家的文学宣言，但是他用他的文学实践，已然宣布了他与时尚中流行的“调侃”“玩弄”文学，泾渭分明，南辕北辙。他与阎连科、周大新一样，笔锋下倾吐着对乡土的真情实感，赤诚地表现了这些作家对乡土难以割舍的依恋。
可以这么说，选编进新乡土小说集中的作品，不一定是作家本人最好的作品；但作家本人的艺术资质却在文坛中属于一流——或正在走向一流。从艺术表现手段上去管窥，编入这部文集的，大都是以写实主义为旗帜的乡土作家。这和时尚风靡的肤浅的商业文学，形成了一条“楚河汉界”的坐标。
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偏爱，也就没了艺术。可能是出于我自己的文学实践，在力求深化、完善写实主义之故，因而和入选到新乡土小说集中的作家灵犀相通。我觉得从人文精神上去解析这些作家，他们除去痴醉于乡土情愫之外，在现实生活中都非“闲人”“贵族”，两只眼睛时刻关注着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他们与民同悲，与民同醉，在今日，这种精气神儿尤为可贵。从这些作家的才情和禀赋上去探索，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才子才女，各有各的神奇和灵秀。仅以张炜而言，从他几年前写出《秋天的愤怒》，直到近期推出的《九月寓言》，在艺术与精神的并轨与融合上，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我常常想，一个作家没有了自我更迭、自我超越，在阅读自己中不断抛弃自己，就永远是“老牛破车疙瘩鞍”。然而，在这种自我审视之后的艺术嬗变中，又不能舍其自身优势或跪拜顶礼于西方文化面前，这是个高难度的课题，在张炜的作品中，答案是十分明晰的。
从宏观而言，文艺有娱人和自悦的功能，但是就文艺中文学这块圣土而言，它的主旨绝不仅仅是为了一笑。如果把它视为人学、社会学、人性学和灵魂学的综合门类学科，其中包容着人类的博大而深邃的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否则文学就成了“八旗子弟”手提着的笼中之鸟，或变形的文字玩偶。这岂不悲哉？！
新乡土小说集中入选的作品，非文学玩偶，亦非笼中之鸟。它是飞鸣在中国天空中的一只只翠鸟，以其不同的姿容和色泽，歌唱着文学自身的圣洁并展现出中国这块土地的美丽以及斑斑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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