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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升起在文学星空中的傅太平。他的处女作小说《龙斗》，已显示出作家目光之锐敏，这篇小说以农村舞龙灯而引发的一场械斗为故事引线，小说内核则在深掘了中华民族自身——特别是在农民身上的顽症。之后，他在大型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季》《小村》《春天》等作品。作家善于从农村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将酒曲酿成一杯杯醇酒，然后溶解于清水之中，使读者从其“寓浓情于淡雅”的品位中，为之沉醉。这后几部中篇小说中，他善于在无故事中展示农村故事，从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以及江西农村农民生态百相中切入笔锋，在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之中，使读者在艺术享受中痴迷。
行文至此，不禁有些汗颜。我在50年代，也算是乡土作家群的一员。相比之下，入选在新乡土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家，落墨之起点，要比我们那一代人高得多了。不言而喻，其中客观上有个时代大背景对作家本身的影响与制约的问题；但就其作家的资质禀赋而言，也有“一代后人胜前人”的感悟。大江东流，一泻千里，在日出日落的岁月轮回之中，一切生命都会在轮回之中消失，但唯有真情的文学不死。
1995年5月8日于北京
[春华秋实——《艾明之文集》序]
人生一世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比如：有的人常常见面，仍感到熟悉中的陌生；有的人几十年只见过几次，却终生难以忘怀。我和明之兄的情分就属于后者，我们仅仅有过一次出访澳大利亚时的几天相处，就在心灵里结下了彼此守望的结。
今年炎炎夏日尾声，接到从中国作协转来的他的一封信，信中言及他要出版六卷文集，希望我能写上几行文字，以志友谊地久天长。明之比我年长八岁，从文学的辈分上讲，我实在没有为明之写序言的资格；但面对信纸上那一行行歪斜的字体，我想他写信时的手指一定在颤抖，因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涌上了我的心头：时间真是无情，曾经是笔飞墨舞的文苑一代风流，此时竟也变成了沧桑老人！那就让我自不量力地充当一回文痴，以简代繁地写上几句有关明之文学生涯的话语吧！
当今的青年读者，对艾明之这个名字可能感到陌生了。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他的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在文苑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我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但他的长篇《火种》《浮沉》《雾城秋》、电影剧本《护士日记》以及一些随笔散文，还是拜读和观赏过的。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文字的使用非常讲究，有的篇章十分华美，有的篇章又充满血色。文字如同画家手中的调色盘，不讲究文字编织的作家，如同弱智涂鸦一样，是无法走进读者心灵，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共鸣的。我认为，明之兄在这方面是个高手，因而他作品中的文字，常常孕生电闪雷鸣和大美无声、动静并存的效果。加上他筛选和编织生活的能力，他的作品中如磁铁吸石的引力，常常让读者无法放下他的书。
依稀记得在劳改年代，我值夜班负责护秋的时候，在窝棚里拾到一本已然十分破旧的书，那是艾明之的长篇《黎明》，此书是另一个值班人员遗落在那儿的，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本书如同让我吃了一顿美餐一般，我记住了著书人艾明之的名字。当时我虽身处逆境，但文学细胞并没有因重压而枯萎消亡——我当时得到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骨骼里富于钙质的作家，他走进文坛是天赋使然。
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才结识了艾明之。1980年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时，第一次见到身材瘦高的他。特别是飞越地球赤道线的澳洲之行中，我熟悉了明之兄。似乎从那个时刻，我才知道了他铸造他文学之路的另一半：那就是天赋之外艰辛生活的磨砺。童年时的生活不幸，青年时代的国破家亡。因而，我们从他作品中，不难发现他苦耕时的犁痕。1942年，十七岁的他，只身逃离日寇统治的上海滩，不仅需要勇气，其行程之困难可想而知。也许正是这种不屈的精神，使他能一边舔着心灵的伤痛，在山城重庆生活的底层，伴着昏暗灯光，写出小说《上海24小时》。因而，当我审视明之一生的文学之旅时，不能不看到天赋之外的苦斗精神。二者融合为一，艾明之驰骋于中国文坛几十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眸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某些篇章中都留下历史的烙印和各种难以言喻的遗憾。我们只要翻翻大师们的作品，无论是郭沫若、巴金、老舍等都无法跨越历史对文学的雕刻。巴老在《真话集》中，对自己的审视已见诸文字，笔者在这里不想重复；仅拿郭老的诗来说，这位曾写下长诗《女神》的现代浪漫主义大师，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有关“百花齐放”和“大跃进”的诗篇中间，竟然也多了标语口号的排列，窒息了诗的因子。明之兄亦非圣贤，因而在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作品里，也无法逃避地残存了一些如是的文字；但是可贵之处在于，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极力突破时代羁绊的笔锋，这种精神是无价的。
序文忌长。现将笔者去年涂鸦自嘲的人生四季，赠给明之兄，当作序文收尾：
我是秋草
也曾绿过
我是冬蝉
也曾歌过
我是萤火
也曾亮过
我是枯枫
也曾红过
人生对比永恒的宇宙来说，不过是个来去匆匆的舞台，回眸艰辛的文学旅程，有个电闪雷鸣的过程也就够了。此外，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当代人评说当代人的作品，因受多种因素的局限，难免尺牍失准；只有后代人站在历史的峰巅上审视，评价才可能更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色。不知明之兄以为然否。
2005年9月下旬于北京
[序《美梦飘逝》——兼致香港作家钟毓材先生]
有梦的是人，无梦的是木偶。特别是文人，每天做的就是寻梦、涂梦、析梦的工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梦是生活的折光，是人生乐章中的变奏。文学如果也有染色体的话，孕生文学的染色体，就是因生活相异而延伸于笔端的一个个色彩不同的梦。
读罢钟毓材先生的《美梦飘逝》中的十五篇小说（内含两部中篇小说）之后，给我的直接印象，就是他梦境的主体中，充满了悲悯的情殇。这多多少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和毓材先生的两次面晤中，他留给我十分开朗的印象。当时，我确实不知这个谈笑风生的面孔背后，还深藏着与其面容相悖的骇世悲情。我之所以在这里用了“骇世悲情”的字眼，意在说明其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多是与生活抗争或在生活中沉沦的小人物，但它的底蕴和内涵却博大——他作品表现出来的主题，是在为这个纷乱而斑驳的世界，进行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艺术扫描。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日月精华和天地风云变幻一样，他通过一幅幅华侨在海外艰难的生存状态，启迪读者更公允地认知这个标有各种“主义”的地球，都因战乱或民族的隔离，而导致各自的残缺。因而笔者读完他的全部小说之后，突然感到久在商海搏击风浪并在商海中沉浮的毓材先生，两只眼睛不仅关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在其心灵深处，还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
从小说《香巢》《别了，西贡河》开始，直到收尾的两部中篇小说《静静的海湾》《失踪的女儿》，描写的都是人间悲剧。其作品背景舞台，涉及美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其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清一色都是浪迹于异乡异土的华人和华侨；其中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显著特点，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如阿香、阿娥等，大多是在权力社会中沉沦的女性。我想，这不是作家有意怜香惜玉，而是由于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手中的权杖重量失衡之故，在时下的现实生活中，演绎悲情故事的人物，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当然，除了社会根源之外，也有着作家自身的因素。因为天下的文人多是情种，作家的泪泉不仅比科学家的泪腺深邃；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感伤“红颜薄命”的人文情愫，形成了中国文学无形的神经。《红楼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向钟情于中国文化的毓材先生怎能例外？
我很喜欢小说中对东南亚自然风光的描写，可以看出大半生在浪里行舟并在浪里白了头发的毓材先生，在倾吐这些文字时，饱含了泥土的乡情。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市井百相，那里的神庙寺院，都给我这个陌生的读者一种亲临其境的享受。因而，我认为它是海外文学中的悦耳风铃，他是升腾于文海上空的一道亮丽风景。老实说，在其他海外华人的作品中，我很少受到如此强烈的诱惑。我想了想，他之所以写出如此传神的风景文字，除了珍爱他生存了多年的土地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古典文学的底蕴十分深厚。有了这样的文字修养，描人画影，自然会入木三分。
在毓材的小说中，我偏爱《静静的海湾》和《死去的大海》等篇章，我个人感觉这些篇章的编织，更具有小说的内在特性，小说需要人物的流动和变幻，就像是天上的云霞，像奔腾着的河水——在这些篇章中，人物有着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命运嬗变和延伸。可能出于商务的忙碌之故，那篇《静静的海湾》，本是个长篇的题材，还很有可以写下去的空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宣告小说完结，我有点为之惋惜。其他各篇，亦各有特色，有的朴素无华，有的行文洒脱。该怎么概括毓材先生的人文形象呢？可以这么说，在海外华人文学领域中，毓材先生是属于有着自己文学个性的一个。从中国内地从商下海的作家中看，商海中的斑斑杂色，是会浊染文学清纯的属性的——我实难理解毓材先生，是如何融合这个染色体，“出淤泥而不染”的。将来有了空闲，我真想听听老兄在这方面的真经。
中国自古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之说。而毓材先生把从商和行文，演绎到这个地步实属不易。一个行色匆匆的商子，经常穿梭于云里雾里的人，哪儿来的这样一股文学痴情，实在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他爱憎分明，恨中国“文革”暗夜的血色，期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这是闪烁在他作品中的赤子情怀。记得1998年秋，我和几个文友访台归来，路过香港与香港文学界友人聚会时，曾与毓材兄举杯共饮，一论国事，二谈家事，三抒友情。时光荏苒，一晃多少个年头流逝过去了，此次掷去一纸荒唐文字，权且当作对友情的回望，并祝老兄在商海与文海中大展宏图！
序言忌长，就此停笔。
2009年6月
[叶对根的思念——《逝不去的彩云》书序]
记得，初次见到孙晓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后来读了她在“三联”出版的《我的布衣父亲孙犁》之后，女儿和父亲的肖像似乎合二为一了。我之所以有如此的感觉，是因为晓玲写出了孙犁的人生全景，这不是任何评论家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能够做到的。
掩卷深思，我得出的结论是：孙犁是晓玲血缘之根脉，而晓玲是孙犁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绿叶——因而叶片对根脉的依恋与思念，充满该书的字里行间。在女儿对父亲人生全景的追述中，有些场景是研究孙犁的人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无法知晓的。比如，文中写到孙犁在血腥的“文革”高潮时返回家乡后，人的尊严曾让他萌生过自我了断的意念。当我读到这些真实的描述，血涌心扉的同时，认识到只有深谙孙犁生命曲线的血缘亲人，才能知道孙犁的人生经纬。
从文学的视角去寻根，我也是孙犁这棵文学巨树上的一片树叶。孙犁作品不仅诱发我在青年时代拿起笔来，而且在我历经冰霜雨雪之后，是继续激励我笔耕至今的一面旗帜。不止我一个人受其影响而踏上了文学笔耕之路，仔细盘点一下，真是可以编成一个文学方阵了——这是老一代作家中罕见的生命奇迹。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培育出众多作家，但他从不以文坛的伯乐自居，这可谓孙犁生命中的一声绝响，让后人永生高山仰止。
古人云：大爱无声。孙犁的文学生命，就演绎了这句国学箴言。记得在孙犁重病期间，我和房树民从北京去天津医院看望老师，他在握住我和树民的手时，眼角默默流下了泪水，代替了他挚爱的叮咛。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大爱，致使中午陪同我俩进餐的孙犁之子孙晓达以及天津日报的宋曙光，都感到了心灵震撼。晓达说了句“我还没见到爸爸对探视者流泪，这是头一次”。我想，这是文学长者对文学后人最后的关爱吧！
因而，当晓玲怀念父亲的新书《逝不去的彩云》即将出版之际，写此短文为其书序。因为孙犁不仅仅是其子女们心中的彩云，也是众多后起作家心中永生的文魂。
2013年1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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