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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情缘——《穿越故乡》书序]
时光荏苒，岁月无声，人生的多少感叹和惊奇，都被雕刻在时光的波影之中，但我至今难以忘却那次令人心跳的长江绿岛之行。长江浩瀚千里，中华多座美丽之城，都矗立于江水两岸；但水中之城扬中市却是被长江揽于怀抱的江心之城。滔滔江水从其两边飞流而过，似在保护着这个水中的娇子。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与文坛的前辈人冯亦代、黄宗英，文坛的同辈人高桦、章仲锷以及晚辈女作家陈染、徐坤等人，应邀登上这个江心绿岛时，心绪顿时沸腾到了极致。黄宗英大姐说：“哟！活这么大，还不知道这个扬子江心有一座美丽的水城呢，她多像水中的一只绿舟，正在搏浪驶向大海呢！”
当我沉浸于兴奋之际，第二件让我惊异的事发生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在这座水中之城，演绎了一次古代文人苏东坡“冒死吃河豚”的故事——其故事的导演就是此书的作者范继平。他落生在这座绿岛上，时任扬中的文联主席，至今我还记得他请我吃河豚时与我开的玩笑：“从老师，你知道我们这儿盛产一种美食吗，它名字叫河豚！”我说：“知道，河豚虽然极其鲜美好吃，但其体内含有毒线毒汁，因而留下苏东坡‘冒死吃河豚’之文苑的千古佳话。”他压低声音对我耳语道：“那就让老师们在扬中开开荤，学一回苏东坡咋样？”此事我个人没有什么犹豫——因为近二十年的“大墙”生活，已经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无所畏惧，但此次来扬中访问的有年长的文艺前辈，而我又是带队来这儿出访的团长，万一出了点事儿怎么办？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了前辈人的意见，年老的就免了这次河豚的美食——我和高桦、仲锷夫妇以及陈染和徐坤五人，坐到了继平家的餐桌之上，演绎了一场勇吃河豚的文坛佳话。
这是十九年前的1995年，我与继平初识的一段往事。记得，当时我曾问他，有什么作品问世没有，他说他刚刚触笔文苑，拿不出什么作品让我们过目。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当2014年之炎夏，他得知我在杭州创作之家休养时，竟然从扬中开车到杭州看望我并带来一些他的作品让我过目，算是他对我当年的回答。让我心灵深感不安的是，他从扬中开车到杭州就需三个小时，偏偏他来杭州那天，正逢杭州对外地车辆限行，因而他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入夜才得以进入杭州，待他到达我入住的创作之家时，夜已深沉，我正在解衣上床。待我和他握手的瞬间，他的笑声不仅爽朗如初，眉宇之间依然是一副年轻人的模样。他告诉我之所以开车到杭州来看望我，目的有二：一、当年我曾关切地询及他的创作，今天他送来他出版过的书以及即将出版的文稿，算作对我的一个回答；二、想接在这里休养的作家们，去看看江心美丽的扬中城，再学一次苏东坡品尝一回长江的河豚，以壮老作家们的身心。
我被他的真情感动了。告诉他去扬中观景食河豚之事不能成行，因为来这儿休养的都是七八十岁行动不便的老人；留下的书稿，我一定仔细阅读。因此时已近午夜，想留他在创作之家过夜；但这个性情中人，说他在杭州有下榻之处，便匆匆与我告别而去。继平的一片真情，使我无法入睡——尽管白天我去钱塘江观潮已然十分疲惫，但继平的人世间真情让我无法入眠，索性在灯下观看起他的书稿，直到百鸟啼叫的黎明。
出于对乡土的眷恋，他的作品多数是写他的故乡扬中的。从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到他这个生于长江水乡的人对江水和泥土的依恋，还可以抚摸到这座江中之城，进入改革年代之后的巨变。由于他也是扬中孕生的胎儿，因而他的文字本身就带有长江的浩瀚之气。如已经出版的散文集《小河的眷恋》《寸草春晖》以及小说集《危墙》、长篇小说《水上家园》等作品，几乎每部作品都与生他养他的这片美丽水土有关——地域文化对于人文的雕塑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中国的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浓的乡韵和乡情——继平的作品中，崇敬乡土之弦音，再次论证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定律。
但他即将出版的这部《穿越故乡》散文随笔集，开始将文学视野转向了世界，其中有行走澳洲、美洲留下的文墨。这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必然——因为世界经纬之中蕴藏着与中国相异的人文因子。一个勇于探索的作家，理应不断向地球的深处钻探，以攀登文学的“珠峰”。行文至此，我不禁忆起我们初到扬中时，黄宗英大姐那几句对扬中的感叹赞美之词。我想，继平就是江中的那只绿舟，正在奋力地驶向文学的大海。
序文忌长，就此住笔。祝愿继平以笔为桨，勇往直前。
2014年11月9日写于北京
[书评书信]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写给《青春》创刊的赞词]
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第一次盛会时，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对当时的五百多个代表，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报告。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北京的暮春初夏，天空透明得像一洼春水。我和刘绍棠为了把总理看得更真切一点，一进怀仁堂，就向前排的座位跑去，当我们发现我们坐在老前辈许广平同志身旁时，才对我们的莽撞行为感到不安。虽然，我们对跨越应当坐的席位，有点不好意思，但倾听总理教诲的急迫心情，抑制了这种不安：我们坐在离讲坛最近的地方，看见总理神采奕奕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上边有几行墨笔写的简单提纲），开始对青年文学创作者讲话了。这，虽然是二十三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总理作报告时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印在我脑子之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总理一句最鼓舞人心的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个必然规律”。
今天，《青春》在南京诞生，我愿把总理对当年文学青年叮咛的这句话，献给未来的文艺界战友。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文学青年是我国文苑繁荣昌盛的可靠保证。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这一代跨入中年人门槛的文学工作者，常常怀着欣喜的心情，谈论着张洁、贾平凹、卢新华、莫伸、王亚平、孔捷生等一串闪光的名字。兴奋之余，也还有些愕然，因为全国各地文艺刊物虽然不少，但是面对文学青年的刊物似还不多。50年代，北京有个《文艺学习》，是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对当时初学写作的文艺青年影响很大。70年代尾声，南京的《青春》创刊了，我们多么希望《青春》能培养出众多的青年作家，为我国文艺大军输送新鲜的血液啊！
我国是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的践踏砍伐，堂堂大国，仅有千数个作家，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文艺的要求。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给文艺创作展现了广阔天地，给荒芜的文苑以充分复苏的生机。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之下，祝愿《青春》像它的名字一样，造就一批才能出众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以不负敬爱的周总理在二十三年前对文学青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殷切希望。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标准，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责任不但在于编者，更在于文学青年本身。十几年来，“四人帮”在空气中散布了大量细菌，文学园地受害尤重，有一些初学写作者，沾染了许多不应有的恶习，因此，要做到“胜于蓝”，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耳闻目睹的恶习，有下列两点：
一曰：寻找捷径。本来，文学和科学一样，无任何捷径可寻，只有不避艰险的人，才有希望攀登雄关险峰。但是，有些初学写作者，不想挥汗如雨地去耕耘播种，却急于获得成功。我接到过一些编辑部转来的青年来信，对文学创作的艰辛毫无认识，却要求窍门、法宝之类的东西。有更甚者，似乎在圣洁的百花园，也存在着商品交换这个法则，个别年轻人，不想通过自己刻苦努力，而想借助于外力发表作品。文和人的两面性格，从开始学习写作就伴随而生，这是多么可怕啊！记得，50年代这批文学青年，没有一点这样的恶劣习气，我们尊重老师，敬重编辑。当时，老作家孙犁同志、康濯同志对我和刘绍棠帮助很大，我们去看望前辈作家时，总是赤手空拳，但是带去一颗对前辈作家敬慕求教的心——这是一颗真挚的赤子之心！
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人，从迈第一步就该从难从严要求自己，自觉端正创作态度，这是最最重要的。不要在文学创作中寻找捷径，这种捷径是不存在的。有的年轻同志，举出刘心武同志为例，说刘心武的《班主任》一鸣惊人。但略知刘心武同志情况的人都清楚，他在发表《班主任》之前，已经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多年的写作练笔了，曾不断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小文章，然后才有《班主任》的诞生。苏叔阳同志写了《丹心谱》，引起轰动，但苏叔阳同志告诉我，早在50年代，他就开始写作了，并且出席过全国青年创作会议。这些例证都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学无捷径，试图寻找法宝、诀窍的青年同志，应当深思。
二曰：贪大求洋。我接触到一些文学青年和他们写的作品。他们生活底子很薄，却写着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似乎他们的雄心并无过错，泼冷水是不合适的，但是翻翻他们的作品，不说话又觉得愧对这些年轻人。于是告诉这些同志，最好先从短小的东西写起，可是得到的反应，常常是面有难色。这时，我总在想：是不是鱼目不识珍珠，屈了人家的才华，但仔细翻阅这些大部头，确属貌似庞大，内容空泛之作！因此，就顾不得人家高兴不高兴，只能泼冷水了。其实，这一问题高尔基早就告诫过初学写作者。高尔基说“学习写作应该从短篇小说入手，西欧和我国所有最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短篇小说用字经济，材料容易合理安排，情节清楚，主题明确。我曾劝一位有才能的文学家暂时不要写长篇，先写写短篇再说，他却回答说：‘不，短篇小说这个样式太困难。’这等于说：制造大炮比制造手枪简便些。”高尔基这一番话，对初学写作者是有深切教育意义的。这些创作经验谈，曾对我们50年代成长的作家，起过很大的影响，指引我们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目前，有些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贪大求洋，不是没有来由的，想来想去，还是“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后，百花凋零，文苑一片荒芜，文学期刊只有“帮”刊《朝霞》一家，别无分号。而新华书店书架上却排满长篇巨著，所以有些青年认为，只有写长篇才算创作，因而不管生活是否厚实，艺术准备是否充足，动笔就是几十万字，最后难免归于失败。另一个文学现象，是许多青年朋友都很喜欢搞电影，在我国电影尤其落后的形势下，这当然是好事；但往往忽略电影创作是综合艺术，绝不是把小说拆成短行就是电影文学剧本。今年春天，我的两个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发表后，接到许多要求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来信，写信来的大都是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朋友，对我小说中写的劳改队生活毫无接触，更谈不到有什么感受，那么，怎么能动手改编呢？我接到几个改编后寄来的电影和话剧剧本，不但将原作中主题立意涂抹得面目全非，而且用社会生活的尺子去量劳改队，因而笑话百出。我复信给这些青年朋友，希望他们写些熟悉的生活，从短小的作品开始。如果说文学创作确有捷径的话，这就是一条不走弯路的捷径。因此看出，周总理勉励青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学习和劳动过程，如果比作运动项目，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胜于蓝”首先要“出于蓝”，文学青年要踏踏实实向我国老一代作家学习，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取经。高尔基曾把书籍作过一个生动比喻，他说生活好比一张牛皮，而书刊是鞋匠加工过的皮鞋，看书好比是直接穿起皮鞋，比取来牛皮现做要方便得多。这里，高尔基对读书的重要性做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我们文学界的祖先，给我们创造了辉煌的精神圣殿。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先驱鲁迅，著名老作家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孙犁等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不朽著作，我们后来人有无数借鉴可寻，因此，尽管横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仍然应当充满勇气，竭尽生命全部热能，力争跨越我们前辈的文学高度，以实现周总理对文学青年的殷切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虽已步入中年，但童心未死，愿和年轻的朋友共勉！
1979年8月于北京
[病榻絮语——读《花市》致贾大山同志]
病中，人格外思亲。我躺在病榻之上，从众多的文学期刊中抽出家乡刊物《河北文学》翻看，目的是想从故乡的泥土中寻找点慰藉！但当我读完贾大山同志的《花市》之后，得到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安慰，而是一剂医治病痛的灵丹妙药，三十九度的高烧仿佛不存在了，我伏案执笔，开始写这篇读后文章。
是不是大山作品中溢于字里行间的花香，抑制了我腹中苦涩的中药气味呢？可能是吧，反正我掩卷之后，魂儿仿佛还游荡在家乡的“花市”之中，不但感到了生活的美好，而且抚摸到了沸腾生活的脉搏。我好像喝了一口醇香而浓烈的酒浆，但仔细品了一品，“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意在通过一幅花的画面，揭示出生活的深刻内涵。
我感觉，大山的小说《花市》，摄取生活的角度颇不一般。它不像最近一个时期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那样：由于农民富了，去买录音机、电视机或嘉陵牌摩托车，正面展现农村的生活变革。这些作品，尽管记录了当前农村的一些真实变化，但多因主题的裸露，而失其艺术的魅力。也有一些企图从新的角度来描写农村生活的作者，他们虽然注意到了主题立意的含蓄，但是忽略了美的追求，以及作品本身的美的意境，因而其作品也不能算是上乘之作。比如，近半年多，我在南北方大刊物上读到了几篇题材十分类似的小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胜利，使农民有钱、有兴致去照相馆照相。应当承认，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力图挣脱旧的窠臼，选择新的角度来表现生活的，但“英雄所见略同”，一时之间，竟然出现了几篇农民照相的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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