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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红高粱》启示了我们，题材本身不能制约作品。关键的东西，还在于还原生活的本色，和作者驾驭本色生活的能量，以及艺术功底的厚薄。莫言在《红高粱》中娓娓道来，从字里行间可追溯作者写作时的轻松状态。这种轻松固然首要的是才情，但能使作者才情溢于纸面，像潺潺流水源源不断，像美妙音乐悦耳动听的渊源，仍然是作者受孕于胸腹、分娩于笔端的生活，我很喜欢小说中的“罗汉大爷”“余司令”和“父亲”。其中，“奶奶”这个人物着墨不少，贴近了一幅人物灵魂的全景写生肖像，虽也算得上活灵活现，但我仍然同意那位文友读罢《红高粱》后对我说的：“奶奶”这个人物写得有些过于矫情，有失和红高粱浓醇厚重底色的和谐。如果作者再能剜去纸面上“奶奶”肖像中的少许脂粉气息，则这首乐曲就更接近了青纱帐田园诗的韵味。由此可见，作者艺术思维在一马平川上自由奔驰之时，有时也还要勒一下野马的丝缰。
我尤其喜欢《红高粱》中的自然风情。它像是一幅浓淡相间、淡多于浓的水墨写意画。不具备一个艺术家的眼睛，是难以捕捉到那些幽默中蕴藏悲楚、泪滴中展示微笑的细节的。莫言在《红高粱》中，写到“罗汉大爷”被杀猪匠孙五活剥人皮的一节，以及孙五后来变成痴、呆、傻、瘫的笔墨，都是用刺耳的噪音音符，组成的和美相对称的另一组噪音和谐旋律。读这些章节时，虽感毛骨悚然，但并不倒读者胃口。也许，在这组噪音的和谐共鸣中，展示着我们古老土地上另一条根吧！
站在“五老峰”上看平川，见文学大潮在百川奔涌。莫言优哉游哉地驾舟而出，人们有理由期待着这一领域的百舸争流。
1986年4月3日于北京
[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读《绿化树》致张贤亮同志]
贤亮同志：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了我对《绿化树》的祝贺。
3月下旬，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一个同志，到我家里和我谈《北国草》的创作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你的中篇近作《绿化树》。因为他即将去采访你，我请他转达我读《绿化树》时的激动，并为当代文学画廊多了马缨花和海喜喜这样立体化的人物而兴奋。
一般地说，和作品中的“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读起描写这方面生活的小说来，只会感到亲切而难以使人为之动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过来人”还会本能地带着一点审视的目光，冷峻地去衡量作品背景的真实，去挑剔人物的塑造，甚至连作品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然而我读《绿化树》时，却尾随着海喜喜赶着的那辆马车车辙，穿过心理上的冰冻地带走向了灼热的“赤道”——我深深被你笔下展示的生活，特别是被你那支多情之笔描绘出来的两个人物所感动了，直到掩卷之后，马缨花的形象还久久地萦绕于胸。
我想《绿化树》如此强烈地震撼了读者的心，不仅仅因为你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也不仅仅因为作品有一泻千里的阳刚之美，更重要的是你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视生活真实如作家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讲，《绿化树》这部中篇，超越了你的《灵与肉》《土牢情话》，包括你最近获奖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贤亮同志，我这里毫无针砭那几篇小说之意，它们都是很不错的作品，我只是说那几篇东西，从人物的立体感和感情的多层次上去衡量，没有达到马缨花这一形象的高度。尤其显著的是，《绿化树》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表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因而我认为《绿化树》是你新的创作高度，不知你以为然否？
我也是个“过来人”，在二十年坎坷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虽和你不尽相同，但我们却在同一条泥泞路上跋涉。你在作品的背景中展示的饥饿年代的生活画卷，我亲自经历过，并在我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中有所揭示。从宏观到微观，《绿化树》的底色都表现了严酷的生活真实，这对于那些惯于用“左视眼”看待生活，善于用“难道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吗”的口头禅，向作家发难的假唯物论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记得，在我的《远去的白帆》发表之后，曾收到过一位中层干部的来信，指责我把生活写得太严峻了。他在信中说：“劳改队里是不许带进去小孩子的，你为什么写‘右派’黄鼎带进去了小黄毛？”我复信给他说：“你说的是‘应该如何’，而我所写的是事实如何。”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我小说中人物原型——某大学西语系副教授的来信，表示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尊重历史真实的气度的尊敬。我之所以把这个事例写给你，是因为我同样听到了有人对《绿化树》的非议，不外“缺乏亮色”之类的指责。似乎“亮色”可以悖客观生活真实而独立存在，这是与严谨的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你表现了一个信奉唯物论的作家的气魄，在真实历史背景下摄取了底层生活的一隅，塑造了马缨花这样一个善良、多情，外在放荡不羁而内心晶莹透明的女性。在某些把文学形象和功利主义画等号的人看来，马缨花形象的出现，也许并无多大的美学价值，但审慎地研究了小说之后，就不难发现这一人物有着她强烈的社会意义。透过马缨花的形象，我们不仅仅看见了“盲流”海喜喜和承受“炼狱”磨难的章永璘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大跃进”的童话破产后，天灾谎祸给社会带来的深广的影响——连偏僻的小小荒村，也蒙上了饥饿的阴影。作家痛心而惋惜地回首当年情景，启迪我们去认识历史的泥泞。她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尽管所采取的手段——开“美国饭店”，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也并不随波逐流，廉价出卖一个女性的真正感情。她把热血献给了章永璘，使作品中被饥饿扭曲着灵魂的章永璘萌生了人的知能，增加了健康的肌肉，强化了在艰苦生活中奋进的意念。对于那样一个只会唱“花儿”又很崇拜知识的妇女，对于那样一个拉扯着孩子的底层女性，我们还要求她再付出什么样的牺牲呢？够了，足够了！在那艰苦的生活中，她奉献出来的是一颗真挚的心，像小小的萤火虫一样，在章永璘身上放出了她全部的光亮。因而，马缨花这一底层妇女的形象，不但凝聚了无可置疑的美学价值，还有着深邃的社会意义，她——可以无愧地走进当代文学的画廊，占据她一席应有的位置。
贤亮同志，《绿化树》在艺术上也是成熟的。人物娓娓道来，毫无矫饰之处！文字错落有致，描写浓淡相宜。我特别欣赏你那双既有宏观时代又有微观纹理的作家眼睛。那是在“我”第一次拿起马缨花给的白面馍馍时的一段微观描写：
忽然，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
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边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噗！我一颗清亮的泪水滴在手中的馍馍上了。
记得我初读到这儿时，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在这段文字下面画出了道道。我赞美的不是文字美，而是赞美作家的那双慧眼和作家感应细节的艺术神经。你是属于笔锋带有阳刚之美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笔端虽常常倾泻出雷霆般的神力，但常常因缺乏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使作品虽如激流瀑布垂天而落，但也常常水火相克，此长彼短使作品欠缺使读者回味的东西。而你描写了那个白面馍馍上的“罗”形指纹，尽管它小得不能再小了，却表明你在艺术上的细密，你将这种艺术气质融于宏观世界的观察与描写之中，从而形成《绿化树》鲜明的艺术特色。
这个“罗”的描写，简直是神来之笔。你在小说中几次提及这个“罗”形指纹，想来你自己也为这个细节的出现而感到欣然。是的，这个简直像个电源，不但照亮了章永璘的感情世界，也使读者的感情和你一起驰骋。
海喜喜的形象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从他赶着马车出现在苍茫的古道上，直到他在小说中消失，他绝对属于个性独具的“这一个”。如果说，你塑造马缨花的艺术手段，近似于工艺牙雕的话，那么你在描写海喜喜的形象时，却常常着力于刀削斧斫了。在读者印象中，海喜喜的形象既是粗犷的，又带有一点忧郁，是棱角分明的，却又有那么一点嗫嚅。你用那锋利的笔锋，一层层剥开海喜喜身上的帷幕，使我们看到的是个有血有肉、有欢乐、有忧伤的活人。海喜喜在粪场和章永璘格斗的一场写得尤其精彩，使人为之心灵战栗。到了小说尾部，海喜喜主动来找章永璘和解时，这个相貌奇伟、内心朴实的大汉形象，已从铅字的海洋中脱颖而出，变成为立体的人物形象了。这应当说是《绿化树》艺术成就的又一佐证。
贤亮同志，你也知道，现实主义文学沉睡了许多年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催生的春风唤醒，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它一苏醒，就带着锐不可当的凌厉声势，一反过去的“卫星文学”和“假大空文学”；它也如我们经济的迅猛改革一样，为当代文学跨入繁荣鼎盛时期，拉开了大幕。回首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状态，虽然成绩卓著，但有时也步履蹒跚。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更有甚者，拾起“题材有禁区”论，为日趋繁荣的现实主义文学架设路障。其实，党的三中全会早已为我国各条战线制定了工作总纲，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又专门对文艺工作做了全面指示，这些强国富民的措施激励着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文学工作者，自觉地为之忘我奋斗。道理很简单，三中全会之后的党中央，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特别是我们这代中年作家中“死而后生”者，对多年极“左”路线的危害感受最深。可以说我们和三中全会息息相通、血肉相连，因而毫不迟疑地跟在三中全会——开拓历史新时期的轧路机后边，勤奋地工作。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你在《河的子孙》中，引证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相悖的反差？这不是值得我们搞文学工作的同志深思的吗？当然，现实主义文学的激流，并没因这些路障而改变流向，它沿着三中全会为文学艺术开辟的航标滚滚向前；但这些局部的问题也提示了我们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文学领域里，在埋葬精神垃圾的同时，还有个继续反“左”的使命。在这个时刻，你的《绿化树》问世了，它势必产生超越小说的深广社会意义。正像你写在卷首的自白：“这一部书，总标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个标题太好了，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鼎盛，是离不开唯物主义和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旦背离了它，文学艺术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旧辙——这是《绿化树》给予我的启示之一。
《绿化树》给予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你从创作实践上对现实主义深化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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