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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当时，汉末党人的政治影响已经消散，宫廷贵族文化盛行一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杀戮亲曹魏的贵族，并以恐怖政治打击政敌。在司马氏的分化、打击下，曹魏朝廷分化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司马氏一党挟持宫廷，操持军政大权，残酷镇压了曹魏残余贵族的反抗。
经历政局动荡的贵族失去了政治热情。自此之后，贵族对皇室三心二意。士风浮华的背景下，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持久。恢复封建、以宗室镇抚地方的努力首先引发了残酷的帝位争夺战。争战的各方尽力拉拢胡人参战，帝国、贵族以及文明相继在内战中湮灭。在帝国的废墟上，胜利的胡人建立了许多昙花一现的王国。
“五胡乱华”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直至六七个世纪后方才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相信满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终结。在顾炎武看来，文明当下濒临的危机，甚至与一千多年前胡人入袭的黑暗年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明帝殂［魏明帝：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２２６—２３９年在位。死时遗诏权臣司马懿与宗族曹爽共同辅政］，少帝即位，改元正始［正始：少帝，即魏齐王年号，公元２４０—２４９年］，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雒下：指当时都城洛阳］。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卫玠：西晋人，好言玄理，每出一言，无不入微，听者绝倒］，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３０７—３１３年］，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少陶玄风：年轻时受到玄学风气的熏陶］，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王球：南朝宋人，颇好文义，自高身份，不与庶族往来。］：“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阙里：孔子故乡。此处借指儒学。］，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郑、王：指郑玄与王肃。郑玄，东汉经学大师，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者。王肃，三国时期魏国人，通群经，创“王学”，与郑玄的“郑学”齐名。］；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王、何：指王弼与何晏，皆三国时期魏国人。二人都以通辩能言闻名，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嵇绍：西晋人。其父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后，嵇绍杜门不出。西晋代魏之后，在当时左仆射山涛劝说下出仕。八王之乱时，随惠帝征伐成都王颖，兵败，死于荡阴。］，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王裒：西晋人，其父被司马氏所杀，终身不西向坐，示不臣晋。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刘聪：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国君。石勒：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建立者］，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延伸阅读】
明清学风之移变
明末，复社人士目睹国势飘摇，遂有匡扶之志。他们除致力于尊经复古外，对研习经世济用之学，同样不遗余力。复社的陈子龙编纂了《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中国古代经世类书籍中的巨著，对后世的经世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复社成员后来的写作，多有早年受学的痕迹。
明清易代，士人痛感天崩地裂，反思之下，往往将亡国之因归结于晚明学风的空疏。痛定思痛，一些作者企图矫正这种空疏、轻浮的学风。此等作者之中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最为著名。其中前二子皆列于复社门墙，而王夫之也颇受复社氛围的熏陶。
黄宗羲总结历代得失，反思明代灭亡，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诸篇，涉及国家政治、选举、教化、财政、官制、兵制诸多方面。在国体上，黄宗羲将君主的缘起归结于功利的原因，并以此鼓吹限制君权。在政制上，黄宗羲比较了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反对中央的绝对集权，主张扩大地方权力。在法律上，黄宗羲试图论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上述的观点大多来自明人的论述，但表述之清晰，当以黄宗羲为最。
顾炎武是黄宗羲的密友，他的成就不在后者之下。《日知录》是一部读书札记，其写作的时间延续了数十年。顾炎武自述“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经过多年的删改、考证、修订，《日知录》遗存的条目大多是发前人所未见者。其中涉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义，论述经世济用的治道，以及博物广志的见识。相对于《日知录》而言，后人的考证学问，则多流于文献的搜集和校正，对世事的见解和思考颇为欠缺。
王夫之经历了南明最后阶段的抵抗运动，其中历经艰辛。在抵抗运动失败后，王夫之避居于荒凉的山野之地，在极为艰苦的情形下坚持写作。王夫之的著述以历史著作见长，《读通鉴论》以清晰、冷静的评述梳理了《资治通鉴》之中的史实。对照王夫之记录南明史实的《永历实录》，不难发现，《读通鉴论》之中的见解也是伤于先朝故事后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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