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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董仲舒将世俗政治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合二为一。这种传统在后世一脉相承，并在儒学的复兴者那里得到更加精致的发展。到南宋时，朱熹建立了规范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普世伦理。这种精致的学说，是明初以来儒家的正统学说。
黄宗羲的《原君》在很多部分可以看出法家学说的痕迹。法家学说原本是儒家学说的异端。这个异端激进派在两千年前以冷酷的逻辑为君主专制辩护。在第一个君主专制帝国崩溃后，继之而起的帝国选择了以冷酷的法家学说和儒家的伦理观相混合的政治学说。在以后的年代里，形形色色的帝国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种混合的政治学说。但君主专制制度一旦巩固，就将法家学说束之高阁，而更加乐意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中获得修饰之物。
黄宗羲的《原君》，相比于先前的法家而言，并无惊世骇俗的新见解。但是相似的见解，出自先秦的法家与出自晚明的黄宗羲之间，其意义不啻天壤之别。黄宗羲是东林党烈士的后代，他以对君主忠诚、对父亲孝顺等儒家美德备受时人甚至包括敌人的称赞。这位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居然受到法家学说的熏陶，这无疑暗示着君主专制政治已经没落。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向来声名狼藉的法家学说现在已经与一位忠诚的遗民对故国感伤的追思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感伤的时代，异族攫取了王朝正统，前朝遗民对先前钟情的传统感到迷惑、失望。怀疑的思想已经开始追本溯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祥之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许由、务光：两人皆古代高士。许由，隐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尧又欲召为九州长，不欲闻，以水洗耳。务光，夏朝人，汤放桀后，以天下让之，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某：汉高祖自称。仲：指汉高祖的二哥。高祖年轻时无赖乡里，不务正业，其哥哥则勤于农事。高祖的父亲经常批评高祖不能治产业，等到高祖得了天下后，得意地向其父夸耀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寇仇：敌人。独夫：指众叛亲离之人。《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到武王伐纣，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废孟子而不立：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孟子所谓土芥、寇仇语不满，废止孟子配享］，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摄缄縢，固扃：缄、縢都是捆物的绳索。扃，关纽。，锁。意谓用绳索捆绑，再加锁，竭力防人盗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毅宗：明崇祯帝。李自成进北京后，他持剑将女儿砍伤，说：“若何为生我家？”］，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延伸阅读】
张溥与明末党社
明代以来，士人为应试科举，往往借聚会结社之机，以文会友。士人参与这类聚会，既可以学习制艺，揣摩时文风习；又可结交同辈，联络情感，为将来入仕作准备。士人在研习制艺、文学之余，不免议论时政。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议论也足以演变为政治活动。明末的东林党运动，就是地方士人的活动与朝廷党派纷争汇流的结果。东林党的影响尚多限于直接参与朝政，而将士人政治运动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动员性的政治、社会运动，尚有待于复社领袖张溥的努力。
张溥生于江南官绅家庭，早年好学成名，年长后结交东南名士，声望渐显。张溥成名后，虚怀若谷，致力于奖掖后学，故而慕名从学的士人络绎不绝。天启年间，宦官集团逐渐在对东林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影响几乎被根除。但士民的暴动和半公开的抗议证明了东南地区对东林党的同情，这种情绪无疑激励了一些年轻的效法者。张溥召集同道组织了应社，以尊经复古、磨砺气节、经世济用为志。不久之后，各地士人效法应社，纷纷组织起地方性的文学社团，其旨趣大多与应社相去不远。
崇祯继位后，迅速铲除了天启朝的宦官集团。张溥等人深受鼓舞，认为是匡扶世事的有利时机。在同道的支持下，张溥联合南北各地的社团，成立复社。复社成员分工合作，研习学问，并出版同道的文集。在此后的科举应试中，取中者多为复社成员，天下为之瞩目。影响之下，复社门徒遍及全国，东南地区尤其如此。
张溥偕同亲近同道，企图借复社声势显赫的时机参与朝政，挽救晚明的危局。但是相比于他们企图效法的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政治阅历更显欠缺。他们在北京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后随着明朝的灭亡无果而终。随着清军逼近东南地区，复社徒众在本土组织了艰苦而绝望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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