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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
【导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与黄宗羲同时的顾炎武读完《明夷待访录》，致信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数百年后，梁启超写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承认：“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又最深。”
顾炎武、梁启超两人相去数百年，他们对《明夷待访录》的观感却相似，不免令人惊讶。顾炎武的时代、经历与黄宗羲相去无几，他的感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梁启超既是谙习旧学的学者，也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新学的鼓动家。他发自内心的钦佩，恰恰是近代中国新旧过渡之间的思想标本。
《明夷待访录》中最激进的篇章，多是对先秦诸子论证的旧事重提。在这些追问原初问题的篇章之中，《原法》是十分特别的一篇。探求《原法》的行文，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字。文中既有理智的追问、怀疑和论证，又有情感的向往、追求和呼唤。理智和情感交织往复的《原法》，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仅仅是颇具煽动性的政治檄文，而非严肃的学理论证。但是平心静气地思索，却必须承认《原法》恰恰是当时最严肃的政治论文。因为今日的读者视为源自人类情感、愿望偏好的命题，一个世纪前的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今日的读者认为荒诞可笑的理想，几代以前的读者为之心潮澎湃。在考虑到背景、语境的变迁后，方可理解黄宗羲的激切、抗议、忧虑和胆怯。这种理智的探索、考证，以及被后人遗忘的遭遇，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有惊人的相似。后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前人的结论，却不应轻视前人探求的艰难。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二帝：指尧、舜。三王：夏、商、周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赋：此处指兵，因古代以田赋出兵。卒乘之赋：指部队。古代卒指步兵，乘指车兵］。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庶孽：指除继承君位的嫡长子以外的诸子。刘邦曾大封同姓王］，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方镇：地方集团。宋太祖曾吸取唐末五代教训，削除地方势力］，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鳃鳃然：恐惧的样子。意谓战战兢兢地惦记着自己的天下，唯恐被人夺取］，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宪章：遵循前人的法律。剿：同“抄”。剿说：因袭别人的成说］。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井田：古代土地制度。封建：西周实行的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延伸阅读】
新儒家论《原法》篇
此所谓法是从治天下方面说之治道之法。“三代以上有法。”其所以有法，乃因其法为天下而立，不为一己而立。此依据禅让之公而说下来。此亦正合于吾所说之“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让开散开”是不把持天下以为己物，“就个体而顺成”是不逆提牵率天下人民以从己。故其法无私，而可谓真有法。此为敞开之法。“三代以下无法。”其所以无法，乃因其法全为一己而设，全违背“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此为“非法之法”，乃封闭禁锢之法。
…………
最足见儒者“理性之内容表现”之至意。
……然此“内容表现”之至意已将政治之最高原则，即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表露无余矣。此种理念，若能畅达不已，必至民主政体之出现。梨洲、亭林等所处时代正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洛克、卢梭等之时代。而彼等之人权运动，开出近代之民主政治，正是一帆风顺之会。而顾、黄、王所遭遇者，则是断潢绝港之时，遭遇清朝一绝大之歪曲。东西运会之异，岂不令人长叹息乎？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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